李流操心的是钱的问题，真的是钱，是王迪已经放进市场的五铢钱。
拜王迪的大力推动以及本身的上乘质量所赐，这五铢钱，不仅是季汉的官方认可的唯一货币，短短几月内，也在荆州范围内流通甚广，遭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孙皓中央那里本就就臭大街的东吴钱币，至少在荆州市场已经和臭狗屎没什么区别了。而这，正是王迪希望看到的场面。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很快的出现了。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假币这个沉疴旧疾。
其实王迪对假币的出现是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毕竟，追逐利益，钻法律空子是人类的天性，只要是有利可图的话，这种私铸的情况就无法禁绝——虽然说纸币的造假相对容易，私铸铜钱难度系数较高，却不代表就没有人私底下铜钱造假，迎难而上的人多的是。如果一开始的口子堵不住的话，假币越来越多流通于市场之上，只会导致王迪苦心打造的五铢钱丧失市场公信力，然后，人们会一边大量“推广”使用假币（劣币），一方面又将质量上乘的五铢钱藏在家里，就会出现逆淘汰，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但是，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正在着手准备铺垫，王迪却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居然出现的这么快，这才几个月啊，就在巴东、武陵和江阳等地，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就逼着王迪提前重拳出击，多管齐下了。
第一招便是“乱世当用重典”，在王迪的授意下，季汉和荆州方面加大力度，全面开动国家机器，不遗余力不惜成本的颁布法令到各个基层政府，明文规定，但凡发现私铸铜钱者，严惩不贷，不管是什么人，是何出身，上不封顶，下至一枚铜钱，但凡查实，一律死刑起步，量大的，影响恶劣的，甚至还要诛族。这个虽然残忍，也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和栽赃勒索的情况出现，但是，王迪就是要一开始就把风气遏制住，要知道，宋朝初年刚使用纸币时，正是由于对伪造者处罚较轻，起不到威慑作用，因而造假者日益猖獗。后来不得不加大惩处力度，由监禁10年逐步过渡到处以极刑。但是，为时已晚啊。
第二招是与之相配套的辅助手段，以雷霆手段严打的同时，王迪还规定，重赏揭发检举者，只要线人的提供线索查实无误，那么最后处理的造假者家产，将拿出一半来奖励举报者。这个办法配合渗透至各乡的乡兵制度，完全可以重创造假者。毕竟，有能力玩私铸铜钱的，肯定不是老百姓啊，必然是富甲一方的权贵豪强，而且，要玩，也不会小规模玩，不会小打小闹，肯定会玩大的，那么，涉及人员一多，难免会走漏风声（奖励太丰厚了），只要核实无误，官方吃饱的同时，举报者也不只是喝汤那么简单——至于有没有冤假错案，王迪完全不在乎，仔细核查是应该的，没有的话最好，但百密一疏啊，真要是眼高手低导致了有人蒙受不白之冤，额，其实也不是什么损失，干掉一个盘踞地方的豪强权贵也不错啊，大不了之后平反罢了。甚至，王迪不无恶毒的想，要不想弄垮某个地方一霸的时候，这倒是个不错的罪名。
第三招便是“治本”，也就是从源头堵住，所有已经发现的铜矿，立刻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不仅是禁绝民间私自开采，就连铸造铜钱的产地，目前也只能限制在五茂那里（以后再适当开放出更多的铸币场所，也可以分散五茂的话语权），只要铸币资源遏制住了，假币的流通数量也就控制的差不多了。
第四招便是“放水”，也就是说增加货币供应量，反正都是要放水的，还不如把这个放水的尺度率先把握在自己手中，水放多了，市场上的货币量有了保证，不紧缺，也是可以在一定在程度上遏制私铸钱币，尤其是假币的流通，当然了，这个尺度是要把握好的，紧缩不是好事，膨胀了也是不妙啊。不光要把握尺度，动作还要隐蔽，偷偷的干活。相信王蕃团队的勉强够看的大数据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之前在这个时代，王蕃的数据是勉强够用了）。
第五招便是甄别对待，一旦捕获私铸集团，资本方和幕后真凶是要全部干掉的，但是，铸钱工人却要留下来，不光是不杀头，没有任何处罚，还可以给一个正式编制。这样做，看起来是有点“赏罚不明”的味道，但是在王迪看来，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首先，它可以匹配第二招，即揭发检举者有赏，什么人最有可能察觉到有人造假钱拿到第一手证据（还有人证），并且有积极性去举报？当然是这些一线拼命干活的铸钱工人了，毕竟，这是杀头风险系数极高的事业，举报之后呢，不光有大笔奖励，还可以顺便给自己混一个正式编制，何乐而不为呢？
第六招便是“人道主义补偿”，如果真有普通的百姓眼拙，在平日里的市场交易中不幸手残，收进了假币，那么，可以到官方指定场所进行兑换，兑换比例为一比二，也就是两枚假币可以兑换一枚真钱，挽回一定的损失，同时，对目前市场上以及民间还存在的旧币，也都回收兑现，比例定为一比十。王迪明白，肯定有混水摸鱼的，但是，小规模行为，他赔得起，量太大的话，就当是钓鱼执法了，顺藤摸瓜来个一锅端，连线人费都省了，只要最终能够达成快速垄断市场的目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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