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医师们，出动吧！
疫情期间，被人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医者们，从来都是扮演着冲锋陷阵的角色。不要以为古代生产力落后，组织能力和交通能力受限，这个制度玩不起来，更不要以为古人就没有拯救苍生的觉悟：
自汉代起官方就派遣医官巡诊，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施药，东汉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什么意思？就是从中央直接派太医到地方巡诊，直接派发药品。建武十四年，会稽再次发生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什么意思？堂堂太守深入疫区。千万不要以为是作秀，司马懿的大哥，所在皆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的司马朗是怎么死的？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国，到达居巢。军队中流行瘟疫，司马朗亲自去视察，派送医药，因此染病，去世。
东晋时期，在疫情频发之际，隔离已经成为定制，然对确实关乎帝国运转的直侍则可例外，这是不得已的铤而走险。对于严重者还可启动快速通道，“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中记载，萧齐太子长懋“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是不是觉得这些临时建立起来的医院有些眼熟）；隋唐时期，中央设太医署主管医政，包括疫情防控，每年都会根据时令准备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类似于病毒研究所搞疫苗研发），贞观三年令诸州治医学，开元十一年要求诸州各置医学博士一人，开元二十七年详细到各州按人口比例配置医生，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20人，万户以下置12人，“各于当界巡疗”（医疗下乡了，深入一线）；到了宋代，大量的官办养病机构开始涌现（注意，是涌现），比如，熙宁九年，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朝廷设立太医局卖药所，下设和剂局和惠民局，和剂局统一生产药品并定价，谨防假冒和囤积；惠民局则在疫期无偿施药（一个负责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一个负责搞慈善，事实证明，官办机构也是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的）。
王迪眼下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在创新，也从未超越古人，只是在下意识效仿，无意识的向那些伟大的人们致敬（真的是无意识和下意识的，因为这些事情，他，除了司马朗那件事之外……统统不知道）。
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的先人一直在默默的做着，理所应当的做着，所以，当王迪一声令下，拿出了积蓄的老本，将近4000名“职业”医师，将近3000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以及途中简单操作训练出来的没有上岗证的临时工“赤脚医”，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没有一个人罢工辞职，而是毫不迟疑的踏上了征程，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各级基层政府的组织协调下，散落了荆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他们是拯救这个世界的英雄吗？
恐怕……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在隔离中日夜煎熬的民众们并没有这种认识，估计疫情之后，医师，在他们眼中，依旧是令人不屑的存在，甚至，在这些医者眼中，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英雄二字挂上钩的。
但是，在王迪心中，他们是英雄，既然是英雄，就要有与英雄相匹配的待遇和地位。
首先，要尊重的就是医师们的生命权。
之所以一下子撒网式派出了手中几乎能派出的一切医疗资源（包括备用资源和梯队），就是为了减轻他们的工作强度，同时，明确强调任务就是两项：巡查，将那些疑似疫病，但只是普通可救治的病患筛选出来治理，普及，向所有民众普及隔离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最基本的饮食卫生习惯。至于一些跃跃欲试的医学狂人（希望可以通过研究死者死因来研发药物，整理理论知识体系），他们的诉求，被王迪严厉禁止了。
这虽然是好事，但是，还是等疫情之后再说吧。
这个时代的设备条件和医疗理论，要想有什么突破性发现，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放任开来的话，很容易因为刚刚勉强控制住的疫情而导致大量的医师染疾死去，所以，这种“不必要”的措施和行为，还是放一放吧。
除了这两个核心工作之外，其他的，如免费派发药物，统计疫情，掩埋疫死者（丧葬费也是由政府下发，丧葬也有政府处理，避免家属单独处置时处置不当引发再次传染）等边缘工作，就交给政府人员和“志愿者”们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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