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迁都武昌这件事，孙苗反应很大实属正常。
当年，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县，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县，分江夏立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同年八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在南郊筑坛祭天。传有黄龙蟠于江心矶上积日方去，遂改元黄龙。由建业迁富户千家落籍武昌，居民增至10万。于西山建避暑宫、读书堂。颁屯田令，鼓励垦荒，之后才“顺应民意”，迁都于建业——也就是说，武昌才是“原配”。
武昌，是孙吴立国根基之江防体系的重要军镇，正所谓“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作为长江流域的中心枢纽，依托武昌，江东政权便可以守东御西，控南据北。而且，相比于周围地域，武昌地处长江南岸，既靠近兵争前线，便于指挥（虽然，孙权本人的这方面水准有点，嗯……）；又倚靠江东腹地，利于防守（这一点倒是不错），所以，孙权深知，守武昌，则夏口可保，守夏口，则江夏俱危。因此，便将此处确定为为理想的建都地。
抛却军事因素，孙权有步骤经营武昌的时期，也正是和曹丕政权相处不错的蜜（跪）月（舔）期，建都于此，也是一种外交上的示好（曹丕也需要鼓励孙权去恶心刘备）。
再者，经济上看也有可取之处，这里盛产铜矿（孙权为吴王，筑吴王城，次年铸数千铜釜；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被经营为三国时代的铜镜成产基地之一，有着“铜镜之乡”的美誉，也能创收不少；内政上看，滨于长江中游南岸，西邻武汉，东接黄石，北望黄冈的居中位置，也可以兼顾荆扬二州。
但是，因为后来外交形势的变化（与刘备关系转好，曹丕方面施加太多的军事压力），孙权在群臣的劝谏之下，不得不第一时间做出了将建业定为国都的决定。
不过江东大族的苦口婆心看似为国为民，其实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毕竟，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一个国家根本就做不到全面繁荣昌盛，除了一些特色区域和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外，国都的定位太关键了，世家们当然不希望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鸭子飞走了，顺带着把经济中心也转移到武昌——主要是当时孙权对江东世家的态度很好，还处于相爱相杀的相爱阶段。
而孙权，即便是迁都建业，对武昌还是念念不忘，命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董督军国，驻守武昌，投放了不少配套的机构和资源，陆逊之后，分武昌督为左右两部，以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以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同时，许多皇子也多布置在武昌周边地区加强皇室对这一地区的掌控，都可以看做是孙权对武昌的念念不忘，也是世家们不太爽的地方。
其实，心系武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孙权要和世家对着干，从同一时期，孙权的触角还伸到了夷洲，对制海权也有点想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并不是偏安江东的苟且皇帝，也是心想星辰大海的，只可惜，世家本土利益优先的桎梏以及当时技术条件的不成熟让这些雄心壮志不仅没有机会实现，还一一成了败笔和笑柄，孙苗，多年来耳濡目染，自然对武昌也不怎么感冒。
他不知道的是，孙皓是没有机会折腾而已，原时空，人家可是正经八本的力排众议迁都武昌的——虽然不到一年就灰溜溜的回到了建业。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王迪要借孙苗之手完成迁都武昌，可不是为了让这个面目全非的历史有一点点原来的色彩，更不是为了什么践行一下孙皓或者孙权的遗愿，纯粹是现实利益的考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