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奏疏中认为，与金人决战有五利：“臣伏见金狄退师以来，朝廷缙绅上恬下嬉，幸于无事，恃以为安。而臣独窃终夜不寐，方以为忧。夫以夷狄之性，贪婪无厌，而我既示之以弱，开之以利，不过一二岁，势必复来。自所割三镇，疾驰三日，则突骑犯都，飞尘入宫阙矣。当此之时，金帛不可复得，土地不可复割，边鄙之师不可复召，知能之士不可复图，万世之变，可胜言哉！
今闻姚古引兵已次国郊，窃谓陛下可一以阃外之事，制于将帅。臣尝熟计，我战而胜，则蒙福无穷；战而不胜，则北隔井陉，西断太行，内守大河，国固无患。虏以残弊将归之兵力，不能复取三镇。故我胜亦利，不胜亦利，此可决战一也。
虏欲既盈，将骄卒懈，时益暄热，人马喘汗，以我方锐，击其惰归，此可决战二也。
我众彼寡，以十当一，反顾者诛，旋踵者斩，使威令既必，则败弱者奋。况于阙陕百战之士，外诱于金缯而内激于愤耻，破贼必矣，此可以决战三也。
种师道持重名将，今虽老疾，智略足恃。议者见其木纳，若无策画，此盖不以口击贼者。昔赵括论兵，其父奢不能难也，而奢谓括将必败。赵师宋文帝在江左，闻王元谟论兵飘飘，有伊洛间意，及使之将，望风奔溃。闻师道自少沈毅，盖其天姿介胄之士，瞋目语难，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济以姚古，必能相与立功，此可决战四也。
陛下仁圣，诚动万姓，义感三军。人人思为国死，以涤中原之耻，而发七庙之愤。夫天时易失，而人心难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势，后必悔之，此可决战五也。”
许翰是元佑三年(1088年)进士，历事三朝，刚阿正直。紧接着他又上一书，请求皇上对于战还是和，早作决断。
他在奏章中说道：“臣伏见王师既行，庙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盖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则将帅之心不一，将帅之心不一，则士卒之气不锐。断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
当时，主战大臣与主和大臣仍争论不休，政令也比较混乱。宋钦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会儿觉得主战派有理，一会儿又觉得主和派说得对，摇来摆去，莫衷一是。
许翰是主战派，他认为不能因小有挫折就丧失斗志，他希望皇上能向汉高帝刘邦和蜀先主刘备学习，他们“用兵败北无数，然其志气挫而愈励，抑而更扬者，大计已定于中，此其所以为英雄者也。”
许翰分析道：“方今若失三镇二十州之地，则天下之势，已断两河之地。无河东，则陕不可守；无河朔，则汴不可都。”若汴京不可做都城，那么必然要谋渡江南。昔日永嘉渡江，是为东晋，“中原遂至邱墟，遂陷胡貊”。
许翰认为，陛下之所以对于抗战胜利有所疑虑，是前日姚平仲劫营失败造成的。他觉得种师道说的有道理，平仲之所以失利，是因劫寨之法不当，劫寨用兵当少，“扰之使自蹂籍，而后可乘”。因此，许翰以为，前日失败之原因，“在不用老将而用骁将，不恃谋将而恃词说，非兵不可用也。”
许翰最后说道：“昔石晋开运之变，契丹始入，败不穷追，近冬复来，陷都城。国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渊之役亦不穷追，而与虏和亲。夫开运、景德，驱逐之策同，而成败之功效异者，何也？开运之时，中国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虏复来。景德之间，中国正强，受之以和，故虏遂定。今议者不鉴开运纵敌之患，欲为景德之宽大，则可谓不知时矣。”他请求将这份奏章发给各大臣传阅，“使有司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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