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十二道之地很简单，就是把朝鲜现有的六道之地重新划分了一番罢了，比如汉城所在的京畿道，分为京畿南道、京畿北道，附近的黄海道一变而为以黄州为主的黄海西道和以海州为主的黄海东道，其他诸如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什么的，也都随之出现。
就这样，失去了北方二道之地之后，朝鲜的最大行政区划“道”，不仅没有少，而且比照从前还增加了四道。
明白人当然知道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但是老百姓却不管这么多，一时之间仿佛觉得朝鲜重回大明怀抱之后，似乎一变而为大国强国了。
普通的朝鲜官员自然也是乐见其成，因为六道变为十二道，说明朝鲜地方的高官几乎是翻了一番，貌似人人都有了升官的机会。
至于此时尚在后金国的都城沈阳当人质的王弟绫丰君李觉的死活，则没人去理会了。
朝鲜人的表现，倒是令李信等人摇头不已。
姜曰广等人的公事完毕，自然也没有闲着，姜曰广虽然是不会探花出身，但却也曾经是翰林院里的庶吉士，说起来自然也算是翰林出身了，此时又是大明朝出使朝鲜的正使，到了汉城，公事办完，就是想闲着也不可能。
朝鲜新任的左议政金尚容、新任的右议政李廷龟，新任礼曹判书吴达济，以及弘文馆大学士兼成均馆大司成，一再邀请姜曰广等人到弘文馆、成均馆以及汉城附近的一些私立的书院比如陶山书院之中，给朝鲜士林官员和士子讲学。
姜曰广和张溥作为翰林出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领悟自然十分深厚，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发挥出了自身的优势出来，短短半个月后，就在弘文馆、成均馆和朝鲜私立书院中最出名的陶山书院之中闯下了诺大的名号。
尤其是大明朝最新一科殿试的探花郎、大明翰林院的编修、东林党人的外围组织江南应社的领袖张溥，更是一下子变得如鱼得水起来。
而且张溥排斥心性之学、复兴程朱理学的学术和政治主张，与朝鲜主管教育的弘文馆大学士兼成均馆大司成尹集简直是一拍即合，受到了尹集的极力推崇。
这个时候朝鲜流行的儒学流派，是朝鲜最出名的私立书院陶山书院的创办者李滉提出了的心性之学。
这个李滉号称“退溪先生”，在朝鲜儒门之中，是一位开山立派的宗师级人物，而他所赖以开山立派的这个性理之学，自然也是发扬了后世棒子们拿来主义的精神，从大明朝的一位儒学宗师那里抄袭来的，当然，更准确地说，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学来之后再发挥出来的。
李滉偷师的这位大明儒学宗师，就是提出了心学的王阳明。
心学的独创性魅力，自然不是朝鲜这种层次的儒林子弟们所能抵挡的，因此李滉率先将之引入朝鲜，并且大加阐发，很快就风靡一时，奠定了自己在朝鲜儒林的地位。
陶山书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由李滉以及弟子们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
不过，强调心性不二的心性之学与强调天理法则的程朱理学，不管是在大明，还是在朝鲜，都是天生的死对头。
心学的传播在大明受到了程朱理学流派的抵制和反对，U．ｕknsh.在朝鲜也一样受到了其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流派的反对。
然而李滉因为其巨大的名声，在李倧的爷爷，也就是朝鲜所谓宣祖大王时期，一度官任领议政，所以其心性学也得以推广开来。
不过如今的朝鲜士林领袖尹集却是程朱理学的提倡者，更加强调天理道义，强调文人气节与风骨，强调社会风气的淳朴与教化，所以就十分反对过去流行开来的心性之学。
而这一点与张溥反对心学的主张，也即与东林以及应社学人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或者说是一拍即合。
朝鲜毕竟是僻居海东的弹丸之地，对于儒学的钻研哪里能跟出身东林的应社领袖，专门靠耍嘴皮子为生的大才子张溥相比，因此将东林党人的那一套学术和政治主张一搬出来，比如不得悖逆道统，不得支持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几次开坛讲学下来，立马赢得了尹集的推崇，以及朝鲜士林子弟们的追捧。
正是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受到的这种推崇、追捧和种种优待，让他深深感到，或许他应该如同唐朝的鉴真和尚一样东来朝鲜传道。
鉴真是扬州人，而张溥是苏州人，两地相距不远，鉴真和尚东渡的出发地又正是张溥的老家太仓，所以鉴真东渡日本传道的故事，自然是张溥从小就熟知的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