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曾伯函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用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帐话了！
“发匪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绺乱又起；绺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伯函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绍泉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伯函叹息道。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绍泉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伯函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章桐，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章桐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之世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与章桐说的第二句。”
说到人才，李绍泉一向最服曾伯函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学生阅历有限，又常诸务缠身，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学生心中有数？”
曾伯函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
“学生谨记。”李绍泉道。
“章桐想要知道哪些人？”曾伯函喝了一口茶，问道。
“恩师觉得，左湘农如何？”李绍泉想了想，问道。
“左湘农此人，勤劳多谋，才华出众，颇有将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不能容人，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不过我一直以为，他算是我大乾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
李绍泉道：“学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湘农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参掉你的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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