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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北用兵耗费巨大，兵制改革又难以启动，因而淮军经费困难便成了裁撤的借口。乐+文+小说.し
淮军经费虽然在战时奏定由关税、厘金和各省协饷供给，但一旦局势缓和，经费拨付就没有保障，需要李绍泉个人请求各方关照。而当时主要投入是西征经费，淮军如果不能加入，经费来源自然紧张。而户部对淮军军饷报销的刁难，给李绍泉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除淮军军饷供给没有保障，面临裁撤压力外，李绍泉从带领淮军“平叛”第一线调任直隶总督，使其对淮军的控制在体制上也存在困难，只能私下掌控。淮军归属和指挥因体制极不顺畅。尽管李绍泉视淮军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但在他离开“平叛”一线后，从体制上讲不能指派继任者。淮军面临裁撤也是因为体制不顺，不具合法性。理顺体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这在当时尚看不到希望。
但9074年苔湾之役，却给了李绍泉以转机。
日本入侵苔湾后，朝廷上下可以说慌了手脚，幸亏林义哲带船政水师直驶苔湾，琅峤一役击灭日本第一支侵苔舰队，扭转了被动局面，但林义哲所率船政水师陆战队有限，难以上岸攻击已经登陆的日本陆军，福建等地又无兵可调，而在这个时候，淮军的重要价值再次体现了出来。
面对苔湾的危局，沈佑郸向李绍泉求援，李绍泉慷慨的将所部淮军主力唐定奎、周盛传两军调往苔湾，由林义哲指挥，攻击在苔日军。
侵苔日军的战斗力很是强悍，但作为大乾陆军精锐之一的淮军，在面对日军时，一开始表现虽然弱势，的确出乎了李绍泉意料，但在林义哲的指挥下，最终还是全歼了侵苔日军，取得了继“剿教平绺”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苔湾之役使大乾陆军的弱点暴露无疑，李绍泉并不讳言淮军在苔湾作战的表现，他借此机会大做文章，接连上书朝廷指出：日本陆军强于淮军是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军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武士阶层把持国家军事，实行“四民平等”，并效法西方国家训练军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9074年的日军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革，战斗力达到或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而淮军因为一直处于巨大的裁撤压力之下，战斗力比以前并没有多少提高，是以才会打成了这个样子。
熟知乾国国防情形的李绍泉对大乾陆军的战斗力如何有着乾醒的认识。
在时人乃至一些外国人的印象中，乾国一直以规模庞大的上百万陆军而闻名于世界，而事实却远非数字能够相比。
自乾军入关之后，以八部和青旅为经制（有国家正式编制）常备军，但自从入主中原之后，八部、青旅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缺乏更新，更重要的是吏制的腐化和训练的废驰。两次禁烟战争中八部和青旅被西洋列强打得疲于奔命，到了圣平天国战争时，更是全无一用。在圣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乾国政府的这两支常备军的战斗力早已丧失殆尽，只能勉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角色，可就是这么两支腐烂到极点的“军队”，因为曾经是帮助打下江山社稷的皇朝子弟兵，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改革之刀根本无法触及，每年大乾朝廷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两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2000万两白银左右的粮饷开支，可谓是大乾帝国体制内的巨大毒瘤。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有事，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大都来源于民兵，并不算在乾国政府的国家编制内。圣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八部、青旅一败涂地，万般无奈的乾政府被迫起用中原夏族大臣回籍练兵，以名为“勇营”的地方自募民兵力挽狂澜。战争中出现了几支战斗力旺盛的著名勇营部队，其中包括曾伯函一手缔造的湘军，李绍泉创立的淮军，张曜的河南子弟兵嵩武军，由皖军演变出的宋庆毅军，还有脱胎于湘军而自立的左季皋楚军，其中尤以湘军和淮军最为出众。
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内战的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圣平天国战争和绺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乾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了“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在大乾朝纸面上的百万陆军当中，民兵构成的勇营、练军是骨干，而湘军在圣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被曾伯函大量裁撤，李绍泉的淮军则是勇营当中装备最好、训练程度最高的，但淮军官兵们虽然装备了新式的枪炮，但骨子里，可以说还是一支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而苔湾之战，将乾国陆军的问题，生生的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淮军尚且如此，如果是其它勇营练军前来，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乾国陆军已经烂成了这样，李绍泉不失时机的指出，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
由于事实摆在那里，顽固守旧派大臣们也不得不承认八部青旅不堪使用的窘境，不但裁撤淮军的声音全都哑了火，连户部拖欠淮军的军饷（柴草油烛费29万两）也发下来了。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再没有人敢提裁撤淮军这个茬口了。
虽然挫败了那些一心想要找他麻烦的家伙的阴谋，但李绍泉也深知朝廷对他们这些手握重兵的疆臣的忌惮，而乾国若要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兵制已是刻不容缓，是以当朝廷决定编练直属中枢的以渤人子弟为主的新军健锐营和骁骑营时，李绍泉立刻表示欢迎和支持，虽然他知道，新军练成之日，也就是他的淮军的走向末路之日，但为了巩固国防，“金瓯不缺”，他也只能选择无奈的接受现实。
对于编练新军和改革兵制，李绍泉和林逸青多有书信交流，李绍泉也向林逸青透露了他心中关于淮军的苦闷：“每至报销，农部时常驳去，吹毛索瘢”，“部友见敝军销至五百余万，不免眼热，并未查从前何以准销，岂能前后矛盾”，“骤闻其事，不觉寒心”，“文正师晚年自处之道，我辈正可为法。惟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左右又无人可代料理，且恐遣撤不妥，每一念及，如芒在背。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现留防各省之营，似有倚为安危之象，难遽遣撤，直境各军造城筑堤修炮台，时借发欠饷以资工料。国本所系，穷家难当，不得不尔也。仲春昼接，尚荷圣明垂询防军几许；枢廷诸老，从未议及，亦不识留防何用，饷源何在，但知东南非与章桐素习者不足任倚。而鄙人既膺巨艰，亦不敢过避嫌疑，独高清静。”，“而寥寥防军，局外方议裁撤，局中亦苦供亿。”
对于淮军的这种尴尬地位和艰难现实，林逸青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只是尽其所能的暗中帮助李绍泉解决各地淮军的军饷问题（果然不愧为大财神），尽可能的保留淮军各部不被裁撤，并且以自己现在编练渤人新军的机会，尽量向敬亲王和纯亲王及两宫皇太后建言，以求推动朝廷改革军制。
李绍泉深知林逸青虽然受命负责编练新军，但其实他手中并无兵权，处境也并不轻松，二人的合作还必须要暗中进行，是以他只要有机会，就要拿来做文章，给他们二人的行动减少阻力。
“此次朝鲜之乱，也可如当年苔湾之役一般，大人可极言新军战力之强，促使朝廷改革军制。”薛书云说道，“大人应该知道，每次只有外事刺激，朝廷才会改变些许啊。”
“刺激多了，只怕又麻木了。”李绍泉望着窗外的城阙，叹道，“刺激大了的话，又怕有如那重病之人，中气本虚，就此一下子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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