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于整个华夏来说都意义重大的任务，苏咏霖非常重视。
他亲自将这个任务命名为上古三代复原工程，与华夏纪年法制定并列为国史司两大任务，不必囿于时间和年代，只要大明还在，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持续进行探究。
华夏先民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山野走向城市聚落，将小小的部落发展为大大的帝国，将文化火种燃烧成熊熊大火……
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且在苏咏霖看来，这样的探寻实在是太浪漫了。
而为了探究复原共和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苏咏霖还下令国史司筹建大明考古总队，以考证历史明辨古今为含义，授予大明考古总队在全大明国土内探究古迹、收集古籍、抢救性发掘古墓的职权。
除了这个原则之外，苏咏霖还计划建立大明国家博物馆。
他准备在未来将他手上所拥有的、宫廷内储存的古代文物和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全部放置在国家博物馆内进行储藏，并且公开给全天下子民观赏，帮助他们了解历史。
在国家博物馆之内，他还会把整个华夏历史大脉络雕刻于其中,搭配古物，让所有子民都能身临其境的感受整個华夏历史的脉络，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传承以及存在。
在古墓问题上,苏咏霖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看法。
“发现的古墓只要没有破损的，最好不要尝试破坏，除非有完全把握可以保护其内部古物不受损害，否则就不要发掘，强行发掘等于破坏，就没有意义了。
而一旦发现破损古墓，就要立刻调动兵马封闭当地，不准闲人进入，除了考古总队人员，其他人，包括地方官员，一律不准进入，所有发掘出古物全部封存,不准外人触碰，必须送达中都进行妥善保养。”
最起码，他想让全国百姓从此以后都能知道自己生于哪一年，年岁几何，而不用再依靠齿龄等医学手段去判断自己今年多大。
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知道自己的岁数，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个人，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人身权利。
封建王朝不给他们这个权利，大明国不能不给。
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之后，明帝国的历史研究工程就此开始。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历史研究工程，财政部转款拨付，专业人员齐聚，只为探究上古三代那些被尘封的过去。。
而这，也是苏咏霖心中的人文情怀。
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成为每个人心里所认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觉醒之上的觉悟。
而除了这个总的脉络之外，苏咏霖还要求国史司改变过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结果而不注重事件过程的记录方法，尤其要注意改变儒家史官修史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修史原则。
内部会议上，苏咏霖对这条修史原则进行了强烈批判。
在此基础之上，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在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之上，曾经他们脚下的土地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哪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延续而奋斗不息……
如此，便能将一个民族的传承深深镌刻进每一个传人的心里，血脉里，脊髓里，永远流传下来。
当他们都自觉地认定自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人的时候，那么某些东西便也就不可能随着统治者的意愿而轻易的转移了。
“世上没有圣人，没有纯粹的贤能之人，只要是人，只要吃着五谷杂粮，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喜怒哀乐，就会犯错，没有不会犯错的人，就好比我，犯过的错误还少吗？”
苏咏霖在国史司内召开全体史官会议，要求全体史官对古代正史、野史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不仅要将历史人物的功绩写下，也要把做过的恶事写下。
不仅如此，也不能讳言政治斗争的惨烈与阴谋诡计，不能讳言权术。
“因为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所以就连他们做过的坏事都不记录了？世上哪有纯粹的圣人？孔子自己还因为学术争端杀过少正卯，他就当真全无私心？”
“一旦发现某个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间完人，而不准他有任何缺陷，一旦发现某个人做了坏事就认定他是十恶不赦之人，无视他其他的功绩，这是修史的态度吗？”
“人是复杂多样的，同一个人年幼年轻年老之时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时候非常顽劣，长大了却开创了伟大事业，或者小的时候异常乖巧，长大了却沦为作恶多端的恶人，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少。”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太宗北伐燕云失败，无法夺回燕云建立防线保护河北，所以才会引起北宋在战略上的极大不安。
而三易回河原本是个工程，为了防止黄河流入燕云从而使得辽军可以顺流而下，所以北宋政府试图将其改道。
但是以黄河的体量，改道会造成难以想象的风险，这些风险是某些地方所不能承受的，于是这些地方的官员便跳着脚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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