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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剧情世界的落点在燕山县男府的密室。赵高的身份虽然只是一个爵位较低的贵族，但本身承袭的却滕国公的爵位，一代一代递降到现在所以才是个县男，但国公府基本上还保留着原先的一些规制，这是有着历史渊源的，所以不算逾制。
见三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掌握资料最多的麦玲珑率先说道：“嘉靖二年，正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候，江浙，福建，两广等沿海都受到了袭扰，更可恶的是这些倭寇盘踞在海岛之上，想要肃清绝对不是简单的事。”
赵高却苦笑了起来，麦玲珑对于任务的把握有自己独到之处，一眼就发现了这个任务中最难的一点。
团队任务和个人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战力依旧重要，但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拿这次任务来说，倭寇的首领个人实力不会超过历史D级，可这茫茫多的海寇，就算排着队让老家伙团队一个个砍杀过去，那也得平地起飞横渡大洋才行啊。
况且，沿海众多的民众，本身就和倭寇是一家。
嘉靖年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乱”。在这一时期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明初东南沿海人口暴增，但可以耕种的地却不会因此增加。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也。”明朝海一纸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实际上的倭寇）。
有了倭寇，为了避免麻烦，明朝内阁大多选择加强海禁。严禁海外贸易，一经发现就是全家杀头。然而海禁越严，倭寇越多，恶性循环下，几乎连沿海的城镇都需要被放弃了。
在本乡本土，倭寇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五峰（即倭寇某部首领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到后来，倭寇已经分流成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峒寇、畲寇、盐寇多少个分支，此起彼伏。《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难怪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说：“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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