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弊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介于大众阶层；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物质财富，刻意将人生目标定于想象中的贵族，而卑贱的血统促使他们只能制造和效法时尚。时弊是时尚的弊端。社会表层漂浮着这些装点精美，虚伪做作的风气，夹杂在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技术、物质、传媒里霸道地传播。每个人举手投足之间都向虚拟的贵族拢。在流行歌坛里体味爱情。这种虚拟实质说明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和社会文化的堕落。反潮流意味着另一种同样浅薄的潮流的确立，而不假思索的顺流而下只有被吞没的结局。大众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怪物，在为你提供日新月异的景观的同时，又给你布下了陷阱，被表象的温馨稍加诱骗，你就可能失去本真。摒弃文学的崇高意义就是对文学的亵渎，是对文学价值的贬损。社会学家詹姆斯.克洛尔曾经指出：人们似乎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看到了真实，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的信息。其实不然，信息的泛滥成灾实际上已经使人们失去分析和筛选的能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片段和假象。作为现实中的一个人也一样：自认为可以心中的那方神圣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人格的尊严已经在交换中丧失了。实用主义的结局往往是思想的虚无和人格的丧失。思想的**者与**的**者，其结局毫无二致。那种以对财富的积累和地位的改变来换回神圣人格的想法也同样的荒谬。这是人格被异化后的结果，是神圣的丧失和人*的堕落。即使能挽回来，那也不是起初应有的人*意义的神圣的人格了。劳动者因为创造财富而值得尊敬，地位的上升与财富的拥有并不能改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中国文人这种注重所谓的个人修身养*的精神流毒极深，它使人往往从虚伪的君子固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无法站在芸芸众生的利益层次的去视角拓宽视角。一个职业化的人是不耻于求利的，只是他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用自己的职业技能创造财富并享受财富的完全正当，而且值得自豪。第四代人信奉的是一种强者的哲学，生活的挫折只能使我们视野更高更远，人格更强大，而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加恶毒，以及报复心十足。对现实的尊重，对环境的关切，正是东方文化中孔孟之道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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