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上帝死了。“
弗洛姆说：“人死了。”
我想说的是：不，人的灵魂并没有完全堕落。
落下这四个字，一种异样超验的感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绪，笼罩统摄着我，像**教的受洗礼，像佛教徒的“三归”仪式，我知道，我已经对自己的灵魂起了誓，举了意。
托命于笔以来，第一次切肤感到执笔如执刀，感到剜心放血的绞痛。两年来，我经历着有生以来最酷烈的人格**和灵魂挣扎。我一千次地询问自己：我是谁？我需要什么？我应该怎样？
人顶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灵魂。
这次的多元危机，来势凶猛，它绝对冲破我的一切生命假象和表面困厄，直指灵魂的最深邃处和本体的最隐秘处，它不容我畏缩，犹豫怠惰，投机和蒙混过关。这一关，倘挺不过去，我将余生无望，我的文学生涯，也将残废辍止。
一年前，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某风度男士曾节制且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写某某，要写这样的书，你不认为这类题材应由我们来写更合适吗？”我语塞。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就没有偶然*和例外情况么？惜乎彼时我蒙在鼓里，既估不透自己，更无思辨武器，我实在驳不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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