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幽兰最终还是被我强行撵回家了。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突然的事件足以改变人的整个想法。通过孙起良一事，我发现自己是在搞平衡中迷失了自我，在以现代人的思维考虑古代事中使自己渐渐被架空起来，正是因为这样，那些被我重用的人现在看来并非就像想象中的那么忠心耿耿了。
之所以这样想，一方面是因为孙起良一事，另一方面还包括孙起良的外甥李栋那件事，也就是说，不论皇帝是怎么想的，大臣们总是在按照自己一贯的作风行事，这可以美其名曰为“社稷为上”，这种想法和做法足以将皇帝边缘化，正如明朝的某位皇帝二十多年没临朝、没见过大臣，朝廷依然在按部就班的运行，并没有出现什么波动一样。这也算封建社会末期一种社会变化吧。而我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做的就是加强皇权，使整个朝廷都只围绕着我的指挥棒转，没人敢于与我对抗，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那种一潭死水渐渐渗入泥沙，最终干涸的宿命。这样做感觉上有点像朱元璋废除丞相和雍正设立军机处那样的逆流而动，但却是没有办法的事。
具体到我的几个议事大臣：七王看似忠心耿耿，并且他自己应该也是这样做的，但他的忠心耿耿更多的是在维护他赖以生存的传统次序，而其他几个人，曾楚卿、方明德等等虽然有能力，但他们固守的是尽可能多的保护自己并带有“士大夫”的那种敢于抗命以留清名的思想，如果皇帝做的“对”（符合他们那种所谓的明君作为），那他们就全力支持，如果做的“不对”，那他们就得苦苦劝阻，甚至明里暗里的进行抵制，以使事件发展按照他们的想法“正常发展”，这看似民主思想的萌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所谓“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我既然坐在皇帝的位置，那就必须剥夺他们的这种“自由”。
第二天我把刘有光招进了御书房，专门问了他孙起良罪名在律法里应当怎样处置。
刘有光有点为难，以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在不能把握我想法的情况下，自然要先弄清我是怎么想的：“皇上，这事要说起来也没有固定的章程可循，将军败阵如何处置要看其败的如何。以前些日子黄昭信的事来说，皇上让他戴罪立功，最终转败为胜，这便说不上什么罪名。不过……不过孙起良损兵三万，这事确实也太大了些！”
没有固定章程可循，这很好，我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裁量权”，要不然什么事都定好了章程，我还有什么动作可做，只管死心塌地的按章办事就是了。
“好，这事三司就不用参与了，朕会考虑对孙起良的处置。”我打发走了刘有光。
五天以后，孙起良坐着囚车颠簸回了京城，第一个要求就是面圣请罪。孙起良啊，你给我惹的乱子够大了，如果现在还顺着你的意思，那我成什么了？面对兵部和刑部的联合奏报，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甩手将孙起良的请罪折扔了下去：“他有什么罪可请？先把他关入天牢，等朕有了工夫再收拾他！”
我的这个不明朗态度弄的站在殿下的群臣都是不明所以，只相互交换了个眼色便都低下了头，免得自己在我的气头上替孙起良做了替罪羊。
我以冷冷的目光向下看了一会儿，等朝堂里的压抑气氛已经很足的时候才说道：“现在滇黔各镇已有五万余众补到了西川，西川暂时应该无忧，不过要想再对康边白利部形成绝对优势已是不可能，这都是孙起良这个混帐急功冒进的结果。如何处置孙起良朕还在考虑之中，暂时可以放一放，就让他在天牢里好好冷静冷静，也好明白这西川的事并不是他认为怎样就可以怎样的。唉，不提他了。西川的事不能就这样烂下去，朕已将西川守备使卓乾易升为西川总镇都督，让他节制西川各部，同时与白利部议和，以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使吐蕃人不再蚕食西川土地便罢了。众位爱卿，你们还有什么主意，一并说出来吧。”
殿下群臣半晌没人吭声，最后还是七王爷为了避免尴尬，走出朝班奏道：“皇上圣明，不过吐蕃事已成这样，朝廷虽与他们议和，但却不能使他们得寸进尺，也像金国那样乱要岁币。”
“这是自然。”我点了点头道，“朕已经考虑好了，吐蕃各部如今内乱不断，白利部虽然使诡计败了孙起良，但它自己也是损失惨重，况且西边还有藏巴汗丹迥旺布盯着他们，要不是有西蒙古卫拉特部在，只怕白利部便在孙起良和丹迥旺布的夹攻下全军覆没了。咱们现在不能再行远交近攻与丹迥旺布结盟之法，必须扶持白利部与丹迥旺布长期对抗下去，只有这样西川才能有时间修养调整。白利部现在是有求于我们的，自然不敢过于张狂，与他们议和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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