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玉兹人劫掠大汉商队的事激起了满朝的愤慨，消息传出去后，在民间特别是商界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关于大汉朝被欺负了的愤然议论，商界的人更是联名上书，强烈要求朝廷发兵惩戒中玉兹部，以武力保护陆路商道的安全。在这样的舆论引导下，向西北出兵的呼声空前高涨起来。
看着成摞的联名上书，我不禁有些犯踌躇。民间的这种反应是我一直希望看到的，在以前这种反应几乎不可想象，因为大汉奉行了上百年的锁国政策，与外界的联系很少，即使有对外通商，那也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规模很小，根本引不起社会的重视，再加上长期以来朝廷处于对外的劣势（特别是对北方强金），几乎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思想，除了时不时有几个愤青似的人物对朝廷软弱的对外政策说上几句愤慨的话，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笑而过或者一声叹息，然后就装做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是一种弱国国民心态。
然而现在就不一样了，自从朝廷开始兴商，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上重农轻商的思想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国民的目光开始向外扩展，而且对金国和倭寇用兵取得的胜利也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振奋，老百姓突然之间有了这种想法，那就是“我们是天朝上国的子民，我们的天朝大军可以威服天下”，再加上朝廷开始了新的用兵制度，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真正开始公开向社会征兵，但这种义务兵役制的舆论已经造出去了。多种原因的影响合在一起，再加上我那句从古人处借来的“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形成的推波助澜作用，自然而然的使被压抑很久的尚武民风重新抬头。
对于这种好不容易出现的尚武风气，我自然没有去压制的理由。可是说起西北用兵，却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就行的。打仗就那么容易吗？打仗不但要军队勇敢、将领决策正确以及有比较良好的周边环境，更重要的是战争的军需花消，光一场征北和剿倭，朝廷就动用了四五百万两银子和上百万的民夫（这还没算借剿倭之名从朝鲜坑蒙拐骗来的钱和征用的人力）。如果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接着打上一场这种“长途奔袭”的仗，那朝廷是支撑不起的，须知虽然中玉兹不过是个化外小邦，要打它根本不需费太大的力，但中玉兹与大汉中间隔着还算比较强大并且没有完全归顺的西蒙古各部，在这个没有远程投送兵力技术的时代，派一支军队越过广阔的西蒙古辖地去远征万里之外的异邦简直是痴人说梦。
面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朝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民心，这事好办的多，老百姓对朝廷的信任比以前强多了，朝廷只要发出较有说服力的告示，老百姓就会听，再说中玉兹人劫掠大汉商队并不是影响面太大的事，与普通百姓实际生活牵扯可以说几乎没有，老百姓们在国家强盛这个大话题感染了情绪后见朝廷有了反应，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办好了这件事，其他的就全看朝廷的运作了。
“皇上，中玉兹人劫掠大汉商队本是对大汉威信的挑战，如若不予理睬，刚刚聚起的民心难免受挫，因此臣以为朝廷必须有所行动。”七王爷见了那么多上书也是大为吃惊，在群臣大肆叫嚷讨伐中玉兹时，七王爷一直没吭声，他是带兵的人，同时又玩了多年的政治，自然更多的考虑出兵的利与弊和战争的结果，“不过出兵征伐中玉兹是不现实的事，先不说玉兹远在万里之外，出兵补给是个问题，就说中间的西蒙古诸部，他们的立场也不明确，况且越其地而征其背后之国本来就是对他们的蔑视和威胁，他们如何肯听之任之？万一到时来个临事突变，发兵掐断我军补给线，大汉便不得不与西蒙古宣战，以现在情形，与西蒙古交战显然不合时宜。”
“王爷说的虽是在理。可咱们就眼看着中玉兹欺到头上也不吭声？如此一来大汉子民会怎么想，去西域经商的商贾又会怎么想？王爷恕臣直言，这老虎该打盹时要打盹，该发威时也不能饶了别人。”左督御史刘有光这个超级顽固派在“打人”问题上倒是挺意气风发。
兵部左侍郎史景隆见刘有光的话太倔，连忙打圆场道：“刘大人也不需这样急躁，满朝文武和天下子民谁不是这个心思呢？可是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臣以为王爷所说的乃是老成谋国，皇上，七王之奏臣附议。”
“周国公所言臣附议，皇上，打一个蛮夷小邦是小事，但其中牵扯的事太多，还需用些别的法子，如若让玉兹东边的西蒙古或者西南边的波斯，甚至大小玉兹与中玉兹为敌，这说不准是个惩戒的办法。”吏部尚书曾楚卿这个滑头已经不止一次的直接称史景隆为周国公了。
再让他们这样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我将史景隆上的三策折子从书案上拿了起来：“朕看你们兵部议的三个方略都提到了西蒙古，可见考虑的还算周全，不过朕跟七王商议过，这几个办法都有些不妥之处，朝廷直接出兵西域，现在看来还不是时候。曾楚卿刚才所说的朕看说不准还能用上。”曾楚卿说的事已经很有外交斡旋的味道了，当然能用的上。
“谢皇上夸奖。“曾楚卿连忙谢道。
七王爷点了点头：“曾尚书说的确实有些道理，玉兹人劫掠惯了，西蒙古也没少吃他们的气，只不过玉兹人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围住剿灭，再加上现在西蒙古搅进了吐蕃教派之争，自己打的一塌糊涂，也无力西进，咱们若是能将西蒙古的事与中玉兹的是合在一起解决，说不准可以取得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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