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只要细细观察，就会发现，清政府的矿业政策呈现出一个马鞍形的先松中禁最后转驰的发展态势。清朝的统治者们从来也没有真正重视过矿业的开采与发展，无论禁或驰，其实质都是为了封建官府统治的需要，政治利益始终高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居主导地位。可以说，清代矿业政策的修改废立与当政皇帝的个人素质喜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矿业兴衰大权把握在最高当政者一人手中。
清初顺治、康熙两朝，鉴于社会百废待兴，“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清初宽松的矿业政策与顺治帝的慈悲，康熙的雄才大略有极大关系。但到康熙朝末年，皇帝年事已高，多疑猜测，恐怕政局大乱，求稳心态占上风，因此采取封禁政策。从康熙朝末年到乾隆初年，包括整个雍正朝，这是清矿政的“马鞍”低谷中心。具体分析一下其对矿业实行封禁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害怕“奸人云集、蝇营蝎噬，”对清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其二，封建传统迷信思想作崇，历来矿产自滇粤出，直隶、山东等地“于京师为股肱，岳镇方望，拱护环围，乌可锤凿而破碎之乎？”此种思想从古至近代累及北方，尤其是靠近京畿地区的矿业开采。其三，对统治阶级的利益造成侵害，矿业“可养穷民，不可裕国帑。”开矿虽可“岁俭民饥。淘沙糊口。”岂能“利一而害百乎！”雍正朝，矿禁稍放松，以禁为主，大约与此一时期政治上地高压政策紧密相关。不过，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虽然在文化无比的保守。在矿业开采上却算得上是清代较开明的一位当权者。
曾有位监察御使孟生蕙用风水堪舆之类的学问为依据，上奏请求对北京昌平一带的煤矿实行封禁，声称：昌平州坐落正当京城乾坎之位，其山即京城北面屏障。山以虚受，气以实流。实者削之使虚则甚易，虚者补之复实则甚难。结果，奏折上禀乾隆之后，这位皇帝却认为孟生蕙所言实属迂谬，特别是折内所写“安畿辅数百里内之坤舆，葆神京亿万斯年之元气。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措语更属荒诞。乾隆皇帝用朱批指出：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座，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从未闻以关系风水。如果说开设厂矿。聚集多人，恐滋扰地方，那么，每年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有多少。并未见滋生事端。结果。孟生蕙被交部严加议处，昌平州开采矿藏照常进行。
不过。乾隆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批言，除了他本人对矿业开采持有较为开明地看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清代对京西煤炭的依赖已经极为严重。因为在当时，煤炭已经成为了北京城的主要燃料，随着用户日多，供需关系紧张，煤价也日益上涨。所以，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乾隆才会支持昌平等地的煤矿开采。甚至于，在乾隆二十七年，因为煤窑日多而造成了排水量增大，致使京城附近九龙山与南大梁之间的排水沟排泄不畅，严重影响煤炭开采，他还几次下令进行大规模修建、开凿泄水沟。
其实，不仅是北京一带，山东等地地煤窑也有很多。就像产煤的枣庄一带，每天往台儿庄码头的运煤牛车就有一二百辆，按每辆牛车两千斤计算，那就是三四十万斤。可即便煤业发展如此之好，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煤窑开采年份日久等等原因的影响，整个大清国的产煤量依旧有些供不应求。因为，清朝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大城市，不光是北京一带，像山东济南、江苏徐州、扬州、南京，浙江地杭州，安徽的安庆等地区也都大量的消耗着煤炭。煤价最高之时，甚至达到了每百斤五六钱银子！
所以，从事煤矿开采是一个十分赚钱的行业。
要不然，当初黎维祁头一次来广东的时候，何贵也不会要求这家伙把广宁的煤田交由十三行。毕竟，纵然煤炭在后世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如果在这时候没什么用，十三行的那些人也不会眼巴巴地去开采，要了也没用！
可惜，如今广宁的煤田就算已经被清廷掌握在手中，何贵却又一直不敢去触碰“海运”这一敏感词汇。毕竟，从广东往北，无论是走江西还是福建，都是路途艰难，而且陆路运输不仅量小，而且成本也高，远不如海运地运量巨大且成本低廉。而如果广宁的煤田只是用来满足广州地区所用，一年就算赚钱，顶多有个十几二十万两也就不错了，这笔钱，根本就不会被那些行商看眼里。
可何贵没想到，苏凌阿会突然来上这么一出。他又一时想不到什么发财大计交出来，所以，只好先拿出这么一条来暂时应付。在他看来，不管苏凌阿能不能解决海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总比让这家伙拿着和当挡箭牌去刮地皮的强。只要能多拖一段时间，自己说不定真的就能想到办法，那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何贵依旧还是小看了苏凌阿对钱财地渴望！
虽然乾隆朝地矿业发展已经不算慢，但由于储量以及开采技术落后等种种原因，煤炭等矿产的价格依旧不低。即便是现在，每百斤煤炭地价格也有两三钱，如果煤质优良，还会更高。所以，苏凌阿在听完了何贵的介绍之后，便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广宁的煤田给弄到手了。为此，他还算了一笔帐：广宁的煤田开采方便，无需挖窑。一名雇工按一天可挖两千斤计算，雇上千人，一天便可挖出二百万斤，就是每百斤按两钱银子计算，那也是四千两银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一百二三十万两。除去工人地工钱以及各项运资，还有各项应缴的税收，和该交的“好处费”，他每年恐怕也能拥有四五十万两的收入。虽说这种计算有些过于理想，但不可否认的。如果真的能够拿下广宁地煤田，利润必定丰厚至极。不比他当江苏巡抚的时候差，说不定还要高出。
于是，在如此丰厚的利润的刺激下，苏凌阿暴发出了让何贵无比惊异的能量。
首先，这家伙写信给和。要那位和中堂在京襄助；接着，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说动了已经被乾隆“抬”入了汉军正白旗，正留在北京地前安南国王黎维祁，让其指使正在国子监学习的幼子，也就是现任越南国王出面向乾隆上书，请求大清与越南相互开放边境，以慰“越南百姓向慕天朝之心”……当然，伴随着这种开放。生意自然也是要做的。只是，仅只广西、广东恐怕不能满足越南人的“向慕之心”。那什么福建、江苏、山东、直隶之类的，最好也对对越南人开放。可越南人从陆路走又未免过于麻烦，所以，请大清国皇帝准许越南人乘船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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