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的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问题后，刘常满将自己的眼光了另外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人才制度问题。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上位者，都对人才制度关心备至。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皇帝也吧，郡守也罢，都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来管理整个国家，整个地区，他们必须依*各种各样的人才，来协助自己。
可是，并没有人的脸上写着“人才”两个字，自古以来，发现、作养、使用人才，都是每个统治者最为重要的课题，一言兴国，一念丧邦，也无不与人才息息相关。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皇帝之前，哪怕是一直做着太子，但人才却多半是自己阿爹给提供的，刘常满当时没有感觉到，实际上，心里却一直按照刘邦给予的指点，在使用人才。
可如今刘邦死了，吕后在这方面没什么能耐，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指点自己之后，刘常满这才真正发现了一个完善的人才制度的重要性。
开国的时候，刘邦手里的老兄弟们，多数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在战争中出生入死，所以很容易的就知根断底了。
但刘常满知道，从自己开始，一直到大汉国亡国，所有的皇帝们，都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缘，去拥有这么一帮老哥们儿了。
注定了。以后地皇帝们，都肯定会在深宫里长大；注定了，以后的皇帝们，从小接触的人都是有求于己的“臣下”，再也不可能有平等相处，推心置腹的日子了。
因此。制定一个合理的人才制度，不但对于儿孙，就是对于刘常满自己，也有着重大地意义。这一点，在选定丞相、推广新粮等种种事务上，就已经完整的显示出了它的必要性。因此在新粮自然推广的过程中，刘常满就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建立大汉朝的人才制度了。
建立一个完善的人才制度。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发现和选拔人才，这是人才制度的基础。
在秦汉以前，发现和选拔人才，最主要地方式有两种：恩荫和荐举。
秦汉以前，做官那是贵族和士人才能享有的资格，因贵族豪门都是世袭的，所以恩荫就成了做官的首要途径。
翻一翻秦汉以前的历史就会知道，位高权重的官职，多半都是由本国的亲贵担任。除了需要改革等特殊时间里，别的时候，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职位，根本不会给宗室以外的人员担任。
但宗室亲贵之中，不可能每代都有杰出地人才，而且这样也阻断了士人们前进的途径。于是便出现了第二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荐举。
荐举这个方式，自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开始使用，甚至一度还成为主流。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时候，百姓推举地人才，那都是真正的人才。
不过从夏朝建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后。这荐举的地位，可就慢慢的衰落了下去。而随着皇权王权的一步步加强，统治者离百姓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荐举也就逐渐成了高官权贵们的特权——你一平头百姓。连皇帝的面儿都见不到，怎么可能去荐举呢？
然而人才地选拔，本来就是一个很难找出统一标准的事情，因此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恩荫和荐举，仍然占据了主流。毕竟对于皇帝来说，自己熟悉的这些官员家中地子弟，还有熟悉的官员们推荐的人才，总要比一个一无所知的陌生人，来得可*一点是不？
秦汉以前是如此，刘邦上台之后，他也没有能力改革此事，但刘常满不同。
刘常满虽然对历史不熟，也知道历史上的汉朝，最后是亡在军阀手中的，三国演义中早就说过。而这些军阀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世代恩荫、互相举荐而导致的盘根错节的豪门大族，最后完全控制了地方事务，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集团。
在古代，选拔人才，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制度，那就是科举。
历史上，科举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整个唐朝在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所占的比例都极小。以唐朝为例，每三年一次科举，一次科举选拔的，也只有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罢了，在大唐朝需要的人才比例中，只占了极小的份额。
但从宋朝开始，科举在选拔官吏中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完全占据了优势，著名的官吏几乎都从科举中产生。
不但如此，刘常满还知道，科举制度，乃是皇帝拉拢读书人，进而拉拢天下精英阶层的重要手法，哪怕一科只取一名，也会给寒门士子们一个希望，使他们不容易心生异心。用现代的话说，既拉拢了人心，又稳定了社会，促进了和谐，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汉十六年秋，大皇帝下诏国中曰：“朕既处深宫，无由得见天下高士；而国土辽远，耆德士俊欲至长安见朕，亦难矣。今诏告天下，若有以厚德高行，耆英长者，孝义廉明，明经通
郡国者，其郡守国相，当以秋为期，公车载之，恭送朕，所过诸驿，以九品官礼待之，谓之待诏，钦此！”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