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庙堂之上的大皇帝，却不知道自己的“新军队”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已经渐渐高大了起来，他正在计划着另外一件事情。
通过征兵事务，大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以求移风易俗，使大汉国百姓的结婚时间朝后推移五年左右，以更符合人类的生理情况。但在征兵之后，大汉国的军制和官制也面临着重大改革。
要说起来，大皇帝当初根本没有想到，新军队的建设，竟然能触动这么多方面的事务，更需要进行这么多方面的修改。
首先改动的当然是军制。在建设大汉天军的初期，刘常满并没有准备在全国实行——治大国如烹小鲜，先在一个地方实验，然后再推广到全国，才是比较稳妥的作法。
于是，最早的时候，刘常满仅仅是在关中地区实行了新制度。对于新军队的建设，大汉皇帝也只是知道一个方向，很多东西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在皇家控制最为严格的关中实验，那是再好不过了。
大汉皇帝按照后世的“职衔分离”政策，将部队设置如下。
首先，在军衔上，设置了将、尉、校三级军衔。分置大将军，上将军，偏将军三个将级军衔，又设都尉、卫尉、副尉三个尉级军衔，都校、偏校、裨校三个校级军衔。这么一来，军队中谁的军衔高，谁地军衔低，就成为了一目了然的事情。
然后。又将部队分设成五人一伍。设伍长。一般由士兵担任；四伍一队，设队长，一般由裨校、偏校级军官担任；六十人一都，一般由都校级军官担任。五都一曲，由副尉、卫尉军官担任。
曲以上的编制，则分为部、将、军等，分别由相应军衔的军官担任首领。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当然是大汉皇帝。没有大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调动军队，包括各级指挥官。
但这么一来，大汉皇帝就发现了一桩极其不好的事情：这样的话，如果军队是在关中附近，那倒是好控制，可是如果军队驻扎在外地。那就很麻烦了。
如果必须得到皇帝地命令才能调动部队。那部队地灵活性几乎就不存在了。但如果不让得到皇帝地命令就可以私自调动军队，那造反的可能性，可就大大提高了。
而且。在大汉国的传统上，其实应该说是从周朝以来的传统上，地方长官同时都是当地驻军的长官，因此地方势力都是很大的。
按照大汉国的官制，地方各郡国其实是有极大地自治权的，很大程度上，一个郡国治理的好坏，基本上就依赖于该郡国的太守或是国王的能耐了。但如今有了精锐部队后，刘常满就觉得，这种办法，其实很不安全。
记得大汉国最后，是亡于各地军阀割据的，这就是地方势力过大的祸害。因此大汉皇帝决定，在民政上，仍然放权给各郡国，但在军事上，各郡国的权力一律收回！
记得后世地中国，各地方上根本没有军权，所有地军权，都由中央统一管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太祖的著名论断，也是屡经验证的真理。
不过大汉国时候和后世中国不一样，那个时候，一个电报、一个电话，都只需要几分钟就能传遍全国，但现在这个时候，要跨越几千里地距离，常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因此刘常满决定，在全国设置五个大的军事集结点。最大的军事集结点，当然是关中一带。
关中天府之国，养活十来万军队丝毫不成问题。而从关中出发，前往汉中、巴蜀，都是比较方便的，因此刘常满决定，建立关中大军区，在长安一带驻兵五万，沿长城一线驻军两万，汉中驻军五千，巴蜀驻军五千，一共八万人。
这八万人，全都是大汉国精锐中的精锐，成员构成除了世家子弟、名门之后外，其余的全是从各地的新兵中，挑选出条件最好的送入关中，成为大汉国的“志愿兵”，也就是募兵。
第二个大防区则设在东垣一带。当初大皇帝说要把第二个大防区设在东的时候，很多臣子都茫然不解。毕竟东垣这个城市，并不算出名，北有蓟城，
、鹿，西有晋阳，哪个都比东垣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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