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小厮屁滚尿流的逃走了，薛槑见他们远去，对吴明问道：“老君，长乐坊是干嘛的，似乎很厉害的样子，你给我说道说道。”
吴明白了薛槑一眼，心想这小子真不愧是井底之蛙，长乐坊在金陵鼎有名气，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于是开口说道：“长乐坊是金陵城中出名的销金窟，没钱之人进不去，而有钱人在里面一掷千金，多数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薛槑恍然说道：“我想起来了，鲁木匠就是在那里赌输了钱财，欠下债务，弄得妻离子散。原来长乐坊是赌坊啊，开这间赌坊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吴明说道：“我朝明令禁止赌博，长乐坊自然也不敢顶风作案。所以，台面上而言，长乐坊只是吃喝玩乐的所在，跟‘快活林’一样，只是人们找乐子的地方，虽然有歌姬舞女，却不敢设赌场。”
吴明所言不错，明太祖用尽办法禁赌，大明律法规定凡犯赌博者一律砍手。明建都南京后，朱元璋曾下旨在今淮清桥北建造一座“逍遥楼”。楼中富丽堂皇，配有多种赌具，他下令将赌博者关押其中，任他们纵情去赌，不给吃喝。赌棍们饿极之下无心恋赌，纷纷醒悟惟有自食其力才是人生正途。同时朱元璋又下令严惩一批赌头，使得京城内外赌风静止，广受朝野称道。
对赌博的禁止，不止明代，华夏历朝历代，都有不同形式的措施，禁止赌博。秦代对于私下设赌者，处以“刺黥”的刑罚(黥：在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汉朝规定，凡官吏“博戏”财物者，罢黜官职，“籍其财”。不但没收赃款赃物，还要罚得他倾家荡产。唐朝规定，发现赌者，“杖一百”，并没收家籍“浮财”。如是设赌抽头渔利者，律定“计赃准盗论”。而如在京城设赌被抓获处以极刑，民间设赌抓获则处以充军。如果说这些刑罚过重，那是没有参考北宋禁赌的律法，在北宋时期，若是被抓到赌博，可是要掉脑袋的。
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在实际的处罚中，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定律规定：凡在京城赌博者一律处斩，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开柜坊（赌场）者，并其同罪。这种以铁血手腕治赌的办法尽管残酷，但起到了净化作用，一时社会安定。
元朝法律对赌博严加禁止，除了杖刑之处，严重者还要流放。明朝抓到犯赌博者一律砍手。所以吴明的话，是有根据的，大明就算真有不怕死想开赌坊的，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写上某某赌坊，而只敢以地下钱庄的形式，经营相关业务。
长乐坊便是地下世界三大暗势力之一，坊内虽然不设置赌场，却有专供斗促织的擂台。按理说促织也算是赌博的一种，长乐坊这样明目张胆的设置擂台，官府却不加追求，倒不是官府收了好处，相互勾结，而是因为皇帝的缘故。
这是宣德年间，皇帝朱瞻基喜好促织，是以上行下效，举国上下，都爱上了这个特殊的“游戏”。既然皇上都应允了，自然也算不上赌博了，长乐坊为此培养了许多擅长促织之戏的异人，更不惜重金购买了凶悍擅斗的促织。
后世蒲松龄撰写的《聊斋志异》中，就有一篇《促织》，记录了这件事。故事中，官吏假借促织征收人丁税，百姓苦不堪言，直至家破人亡。此篇章讽刺了官吏的残酷，也鞭挞了统治的无情。
聊斋先生关心民生疾苦，这样写无可厚非，也是事出有因。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吏胥干出来的缺德事。其实朱瞻基执政时期，政治清明，选贤任能，庇护文化，稳定治安，百姓安居，经济繁荣。在皇权社会，算得上一个好时期，所以后世史学家才将朱瞻基统治时期跟他父亲统治时期称为“仁宣之治”。
就在吴明跟薛槑说话之时，夏志安走了出来，长长出了一口，说道：“刀已经顺利拔出来了，伤口也止血，包扎好了。梁朗将需要调养，可老夫见他眼中神色，似乎很不快啊，二公子，老夫斗胆请你解开他的穴道，不然耽误了什么事就不好了。”
夏大夫见梁中秋始终一言不发，一开始还以为他定力好，后来才反应过来他是被封住了穴道。薛槑让吴明进去替梁中秋解开穴道，吴明走进了屋子，片刻之后，便听到梁中秋暴喝一声：“你们这两个狗贼，我跟你们没完。”声音还未消失，便见他从房里冲了出来。
梁中秋一张脸憋得发紫，大声问道：“茅房在哪，快，快告诉我，我快爆了。”
夏大夫连忙指着茅房的方向，梁中秋一溜烟冲了过去。薛槑捂着嘴偷笑，吴明走出来，摇了摇头，叹息说道：“实在憋不住就尿裤裆里嘛，何必这样，死要面子，憋坏了自己。”
看着夏大夫，薛槑开口说道：“夏大夫，刚才长乐坊的人来找你去替他们坊主治病，已经被我们打发了。不过对方说你要是再不答应，就放火烧你家房子，你有什么对策？”
“让他们烧，就算死我也不会答应给那恶人治病。大明有律法在，难道他们烧了我家，衙门不管么？”夏大夫毫无畏惧，开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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