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玲柔微微一笑，朱唇轻启，露出一排丁香颗：“天子圣明乃百姓之福。”
曹仁安摇头轻叹，无奈地苦笑道：“可惜即便如此，大灾大疫后带头降租、下令降租或免租，要真正达到目的实施起来太难了，经营房宅邸店出租的除了店宅务，还有勋贵权臣、地方豪绅、世家商贾，甚至各路州府也有部分出租公房，它们的主要目的俱是取利。
各级官府财源收入中有‘系官房廊’一项，一旦面临经费吃紧之窘境，官府势必加强经营创收，以补贴经费。以渝州办学为例，经费多靠出租学田、房廊来筹措。再说各地驻军，因军饷紧张，担心哗变，故‘回易’成了常态，自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创收便是出租房宅邸店。
淳熙八年、嘉定二年，多地发生灾害，朝廷诏令各地赁房钱降去三有其一，然而不少州县官吏与房东沆瀣一气，不是故意拖延，就是藏匿公文不发。
更有甚者，一些贪婪刁钻的房东阳奉阴违，先故意将租金抬高，再假装把租金降下来，实际上月租不降反涨，或者房宅邸店停止出租一段时日，避过风头后，继续我行我素。
这便是朝廷屡次下令降租，政令不通，房租却越来越高的原因。”
“噢，还真是复杂啊！”黎诗感叹道。
忠尧若有所思，笑容有些苦涩、感慨与无奈：“触动了多方利益啊！挡人钱财，若杀人父母。若真要舍弃一部分利益，又有谁愿意舍弃自己的那份呢？”
子翃却得意地说道：“看来我以后什么都别做了，购置一些田产宅邸，入庄宅行，学一些城郭主户专门靠出租房邸过活，做一闲散的‘掠房钱人’，当个大大的包租公！”
忠尧白了子翃一眼，鄙夷地说道：“不思进取。”
“图安稳嘛，又没什么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子翃不以为然。
“生逢乱世，多事之秋，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不思图报国，收复失地，兵祸旦夕若至，你买的房宅邸店转瞬灰飞烟灭，国将不存，何以为家？还尽想着收租，当什么包租公？”忠尧义正辞严地驳斥道。
子翃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咂了咂舌，做了个鬼脸。
曹仁安见状，微微一笑，打了个圆场：“其实，子翃兄弟说得也没错，若是太平盛世，寻常人家做个包租公风险最小，收入也稳定。渝州开一饼店，房钱以前是每月不足二百文，现如今涨了许多，每月三百文左右，若以开饼店为活，房东日掠房钱十文。”
崔玲柔道：“奴家也曾听闻前些年京城有一包租公名满天下，名唤夏竦（sǒng），乃一朝廷大员，其见租赁业前景大好，便于京城广置地产，大办馆驿，邸店最广，日入极丰。”
曹仁安颔首赞同：“嗯，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岁入不啻hì）百万。崔姑娘所说的夏竦（sǒng）正是英国公，官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文武才，政事、文学俱有建树，是一代名臣、学士，知人善任，曾保荐范仲淹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韩琦亦为其左右臂膀，后人多尊称其为夏英公，但人无完人，此公贪婪阴险，亦曾陷害名臣欧阳修、富弼。”
“啊，原来是前朝宰执，这么大的官儿！”崔玲柔惊道。
“不过，他并不是最出名的包租公，韦太后的弟弟安乐郡王韦渊才是。安乐郡王所得赏赐极多，在京城等地拥有多不胜数的宅邸，仅出租宅子一项，房缗（ín）钱日掠二十千，一日就是两万文，一年便是七百二十万钱。”曹仁安淡淡地说道。
子翃惊叹道：“哇，看来作个掠房钱人真的是不错啊！”语罢，他环顾左右，又问道：“呃，此宅月租几何？”
“子翃师兄，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黎诗怕惹主人不悦，连忙从旁提醒道。
不料，曹仁安并没有一丝不悦，反倒大方地说道：“无妨，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
子翃这家伙真是有些拎不清，竟然有模有样，当场开始算了起来：“哦，那月租便是三十贯，普通百姓日收入约一百文，上焉者或达三百文，每日最低生活费约为二十文，若一个五口之家有两劳力赚取收入，刨除必要开支，每月尚能节余大约三贯至五贯，噢喔，还是差一大截啊！”
“哪有你怎样的！”忠尧斥责道，拼命冲他使眼色。
子翃却视而不见，对忠尧的斥责也是充耳不闻。他不以为意地说道：“唉，我算是知道了，为何当初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入京备考，租不起京城宅邸，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于京郊的兴国寺浴室院，原来是真的租不起啊！”
曹仁安先是微微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起来。俄顷，笑毕，又不无感慨地说道：“说来你们也许不信，当初就因为这房租还引发过一场惊天大案呢。”
“哦？长恭兄不妨细细道来，我等愿洗耳恭听。”忠尧忽然来了兴致，催促道。
曹仁安扫视众人，见众人鸦雀无声，作竖耳聆听状，便徐徐说道：“一日，镇江府衙门前来了一名年轻男子，身着京城衙门差役的打扮，对镇江府衙役说，吾乃京城秦太师府里役使属吏，特奉命前来送知府迁转之命，须面呈张楠张知府。
镇江府衙役见他一副公差模样装束，又声称携有重要公函，当下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张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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