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十七年，即1504年，《上海县志》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明武宗正德元年，即1506年，《姑苏县志》也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关于花生记载：“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嘉定皆有之。”
清朝乾隆三十年，即1765年，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对落花生有较详尽的考证，书中引用过唐朝《酉阳杂俎》中有关花生的叙述，认为唐朝时已有花生栽培。
清朝，关涵《岭南随笔》：“千岁子多子根须，干则壳肉相离，撼之有声。味甘平，主和中益胃，利肺，除热止渴，醒酒解暑。小便闭塞，千岁子十数枚，打碎水煎，清饮下，即通利。发背恶疮，千岁子不拘多少，捣烂如泥，调涂三次见效。”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志果》：“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宋元间与棉花、蕃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
清代《汇书》记载：“落花生者，花落地即结果实于泥土中，奇物也。实而似豆而稍坚硬，炒熟食之，似松子之味”。
除了文献记载，再来看看有关考古的相关资料。
1958年的浙江省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遗址，发掘出炭化花生种子，测定灶坑年代距今4700±100年。
1958年，在浙江省杭州小和山发掘出的古文物中，有多种作物种子，其中也有花生种子，据鉴定可能系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1961年，江西修水县山背地区原始社会遗址中再次发掘出炭化花生种子，发现了4颗新石器时期炭化的落花生种子，其中一颗长11毫米，宽8毫米，距今已4300年。美国奥里根大学地理系教授卡尔·约翰逊（CrlJhnnessen）曾经亲自到江西予以辨认，确认那个出土的籽粒实物是花生无误。
此外，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蒸馏器中也发现了花生。在南昌海昏侯西汉古墓中发现蒸馏器的同时还更新了我国的酿酒史，对蒸馏酒的认识提早了一千年。原来有关蒸馏酒及蒸馏器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元代文献，如作于1331年的《饮膳正要》。
2007年经西安文保中心专家确认，距今2100年前的汉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农作物里，已经出现了花生。
此外，广西、云南、江西等地也曾报告过于花生形态极为相似的野生植物。
再来看看明朝传入花生的观点，这也是西方的视角和观点。
国外认为花生原产地为南美洲巴西、秘鲁一带，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由南美而传入欧、亚、非的。姑且，先不论哥伦布的大船制造技术、指南针技术、堪舆海图等技术是怎么来的，也暂且不论经纬度是华夏绘图的发明。
西方观点认为大约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初期，花生（其实只是某些品种）从南洋群岛引入中国。而1500年左右传入福建的花生品种实为小粒型龙生花生。
1673年，传入福建的花生品种为“弥勒大种落地松”。
1887年，《慈黔县志》记载：“落花生，按县境种最广，近有一种自东洋至，粒较大，尤坚脆。”
1889年，由美国传教士汤普森传入上海的花生品种是弗吉尼亚种（普通型大花生）。据赵国兰所译《大花生（长生果）入华之历史》一文所论述，大花生种子是美国传教士汤卜逊（Thpsn）于1889年传入中国，然后由梅里士（ChrlesRgersMills）首先在山东登州府试种，因能榨油，价值大增，成为中国重要海外贸易商品之一。
而毛兴文对大花生引种时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大花生可能在1870年前后引入山东，并且传入不是一次、一路，而是多次、多路。
王传堂修正了上述观点，考证论述：1862年梅里士博士来山东登州时即首次将美国大花生带来最为可能。王氏考证史料丰富，论据详实，已基本阐释清楚大花生何时引入中国（山东）问题。
但所有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花生是只有一个品种吗？
显然不是。
花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品种，有据可查的就多达540种，优良品种却只有30种。
明清时有花生传入中国吗？
有，但只是其中一些品种。现在种植较多的是南美洲引进的品种。
但中国有本土所产的花生，栽培花生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皆能互相印证，所以，毫无疑问，中国也是花生的原产地之一。
其实，国外有关花生的最早记载是西班牙殖民者奥维多船长于1535年编著的《西印度通史》，该书首先称花生为“玛尼”。
此外，有趣的是，非洲一些国家、日本的花生都是由中国传入的，日本称之为“南京王”和“唐人豆”。鲜为人知的是，欧洲也曾从中国引种花生，因此欧洲部分地区至今仍称花生为“中国坚果”。刚果布朗氏在1818年的《刚果植物志》中称“花生是由中国传入印度、锡兰及马来群岛，尔后传入非洲的。”
但是，这些资料信息有些人却视而不见，只字不提，令人颇为费解。
还有人振振有词地指出，为什么中国的《农书》等著作没有提到过花生？
那么，明朝的《农政全书》提到了吗？答案是提到了。
至于《齐民要术》、《氾胜之书》，以及元代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农书《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确实都没有关于花生的记载。
但究其原因，却不难理解。
首先，当时的花生个头相对较小，经济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花生种植在各地，由于地域气候等原因，个头、产量并不相同，即使是今天，也是山东产的花生较大较佳，所以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大面积推广种植也并不稀奇。
况且，元代的三部农书均以河淮之间农业作为主要记述对象，或许元代花生尚未传入河淮一带，仅局限于浙闽沿海，又因各处种植量都很小，没有被纳入农作物体系之中也实属正常。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多不胜数。譬如，现在成为家常菜的茭白，古已有之，但宋朝以前吃的人却并不多。又如，西方人不吃鸡鸭和猪的内脏，一是没那个习惯，二是不会做。丹麦人不吃生蚝，美国人不吃亚洲鲤鱼，江浙一带时至今日都不喜欢吃鲤鱼，可四川却经常吃。
地域文化、习俗、气候的差异，以及时代认识的局限性、提炼技术的限制，导致了花生并没有大面积种植，因此也未成为重要的农产品而被收入农书，Uw.ukａnsh.co不难理解。
又如，煤炭、石油，也是自古就有，无人否认，但在发现它的巨大价值前，也仅仅是在文献中发现了它的踪迹，且名称、叫法也不一样，石油叫油脂、猛火油，煤炭叫石炭，但上古时代并没有大规模使用的记录。
此外，很多人在研究花生史时，完全忽略掉了王朝更迭、以及战争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正如葡萄酒、蒸馏烧酒的酿造工艺一样，历经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至宋朝时许多优质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关于古烧酒（蒸馏白酒）的著作已经毁于战火，亡于文化断层，以致于“安邑多蒲桃，而人竟不知有酿酒法”，以自然发酵方式酿制葡萄酒的工艺已几近失传。许多后世专业领域的人只能哀叹，《北山酒经》中留存的葡萄酒工艺已经是属于末流技艺了，宋人对前代的诸多工艺技法已经失去了传承，更遑论春秋战国时代“缇齐”这样的美酒了。
对于蒸馏酒的认识，若不是辽宁出土文物、南昌海昏侯西汉古墓中发现的蒸馏器更新了酿酒史，原有的认识还会停留在元代文献《饮膳正要》上，还会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误导，因为其在书中写道：“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
哥伦布在南美发现花生，较之《三辅黄图》和《南方草木状》的记载，竟然晚了一千余年之久。较之《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的记载，也晚了三百余年。由此可证实，至少在两千年以前，中国就已有本土花生栽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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