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晋心中也是有些无奈。
虽然说自己是吏部尚书，号称天官，掌管天下官员的任免和升迁，看起来似乎好像权力很大，但也只能够决定四品以下官员的任免和升迁，四品以上的官员则是需要由内阁和吏部商议之后决定。
同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学又弄出了一套以小制大的制度出来，简单点来说，那就是小官其实完全可以不鸟你官大的，也就是吏部权力大一些，各地的官员都怕刘晋这个吏部尚书。
要是其它五部，各地的官员未必都会鸟你，在以小制大的制度和传统之下，即便是五品的御史都可以扳倒堂堂的一品内阁大臣。
明朝中后期党争严重，东林党人最擅长的就是用御史和言官不断的去弹劾自己敌对党派的大佬，御史言官一般都是五品、四品的小官，结果却是屡屡将朝着的重臣被扳倒。
这样的一套制度执行了一百多年，刘晋进行吏治改革，推行考核制度的时候，很多官员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甚至于有太多、太多的官员因为这个改制和考核制度而不断的弹劾刘晋，弘治皇帝哪里都有专门的一个房间用来防止那些弹劾朝中重臣的奏疏，其中弹劾刘晋的最多。
刘晋制定出来的这些制度和考核制度，对这些官老爷来说，肯定是不好过的。
以前只需要喝喝茶、审审案子，小日子就可以过的舒舒服服，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钱铺路，打通上面的关节，然后就是多和同年、同窗、同门、同乡等等官员交流、交流，自然而然升迁就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呢，先不说升迁的问题，单单是考核制度之下，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要关心人口增长问题，又要组织地方的乡绅、老百姓，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起来修道路、水库、堤坝、桥梁等等。
还要多征税，因为税收的增长也是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收税很容易就得罪地方的乡绅、大族、商人等等，可是偏偏又还要他们来一起组织搞基建什么的。
总之，新的制度之下，这些当官的日子变的难过多了，完全没有以前那种潇洒自如。
以前当官，想要让我收税，那是不可能的。
收税那是搜刮民财，不仅仅坏了自己的名声，还要得罪地方的乡绅，这当官如果得罪了地方的乡绅，那可就真的难做了。
故而在以前的时候，没有进行税务改革之前，大明朝廷一年的税银也都还不到三百万两银子，说出去没有人能够相信。
要知道现在随便一个港口一年的税银都是百万两计算，大的港口，如天津港、淞沪港等，一年的税银都是千万两级别。
以前当官轻松自在，小日子舒服，饮诗弄月，又不会得罪地方乡绅，可是现在呢，日子难过的很，忙里忙外，事情多，又要得罪地方的这些乡绅，这日子自然不好过，折腾！
故而有很多官员不断的考核刘晋，也有很多的官员干脆理都懒得理会刘晋制定的这些考核，管你怎么样，反正该干嘛就继续干嘛。
在这一点上，U w.ｕkashｕｍ那些四品以上的大员是最不配合刘晋的，因为他们官职品级高，升迁并不是吏部这边说了算的，还需要经过内阁，有些三品、二品的官员，那更是如此了。
刘晋有时候呢也是很无奈，地方官员的升迁任免，自己说了还是说的，可是到了高级别官员这边，自己想要动一动就没那么容易。
这就很容易导致自己制定出来的政策没有办法彻底的贯彻执行下去，说到底，这官场官员之间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之间同门、同乡、同年、同窗等等，高级别的官员更是如此，门生故吏遍天下，自己想动都考虑清楚。
听到刘晋的话，弘治皇帝微微点头。
这事情，他是知道的，刘晋的吏治改革和考核制度遭到了多少人的反对，他最清楚了，弹劾刘晋的奏疏不知道有多少，刘晋这个吏部尚书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坐的。
但治天下首要的就治官员，因为自己是通过掌管这些官员来掌管天下的，官员如果不听话，不作为，那自己纵然是有再多的想法也无法实现下去。
这就是吏治的重要性。
以前没有进行改制和实行考核制度之前，官员尸位素餐，碌碌无为，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圣旨不出京城的现象，再好的政令到了地方，这些官员根本就不去执行，你纵然是有心治国，也只能够干瞪眼。
自从刘晋改制和实行考核制度之后，弘治皇帝都能够明显感觉到大明朝廷政令运转变的更顺畅，地方官员更加积极、愿意去做一些实事，比如修桥铺路、修大坝、建水库、配合税务衙门去征收地方税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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