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溥身边的亲近人士都知道，他醉心于编史。
为了编史，就必须要收集史料。
这年头又没有图书出版社这样的机构。
在周朝国子监的刊印九经发行前，就连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都只能靠手抄。
倒是有类似于图书馆的机构，譬如朝廷就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这三馆，掌修史、藏书、校书之事宜。
在这三馆中，存放着大量珍贵史料以及历朝历代的文献、诏令、奏议等。
所以古代大部分编史者或多或少都会带些官方身份，因为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阅读到珍贵的手抄史料。
王溥的宰相身份为他编写《唐会要》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他能够自由出入三馆，查阅他所需要的史料。
但此时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中原王朝与南方各个割据政权时常处于敌对与战争的状态。
这导致南北方的官方交流数度断绝，北方编史者几乎无法接触到南方的史料。
不光如此，即便是此时的中原王朝也存在着大面积史料缺失的问题。
唐朝末期的长安城那真是谁都能进，义军、乱兵、异族轮番蹂躏唐都长安，致使长安收藏的大量珍贵史料在战乱中遗散。
从唐末到如今的周朝，短短六十年间历经五次朝代更迭。
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会导致都城大乱，这令本就不全的史料愈发遗散，甚至失毁。
王溥在整编《唐会要》时就常常面临找不到对应史料的困境，如今听闻李延庆在滁州得到了一批南方的县志，他顿时双目放光。
县志。
顾名思义，就是记载一个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的专书。
县志的出现约莫在唐朝的中后期。
众所周知，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就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
而藩镇割据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中原以及河北。
在中原河北一片混乱的时候，江南、淮南的郡县大多选择忠于唐廷，也因此很少被战乱波及。
偏安一隅、相对安宁的江南郡县一般都会组织人力物力编写县志。
这些县志毫无疑问是研究唐朝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的珍贵史料。
李延庆所说的县志也并非空穴来风，他确实在滁州得到了一批典籍，这些典籍是娄、戴两家搬离滁州时赠送给李延庆的，其中就包括几十册唐代流传下来的县志。
如今，李延庆通过冯吉这个渠道，掌握了王溥醉心于编史的消息，于是乎就有了今日这一幕。
李延庆想通过县志这个饵，将王溥给钩上来。
而王溥呢，也确确实实心动了。
看着眼冒精光的王溥，李延庆与冯吉对了个眼神，故作诧异道：“哦，王相公莫非对这县志感兴趣？在下在滁州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批县志，粗略翻了几眼，无非是记载了些当地的风土人情罢了，而且还是百年前的风土人情，拿来当谈资倒正合适。”
言下之意，就是这些县志并无多大的现实意义。
可对王溥而言，这些百年前的古物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他目前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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