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赦</spn>郭贺年尤看好蔗糖的贸易。回吉隆坡不久，也就是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英国的势力淡出，郭贺年趁机收购英商的销售网。
到了六十年代，郭氏兄弟基本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销售。此外，大米、原油、橡胶、木材、棕榈等天然产品的业务，亦有长足发展。
1968年，郭氏兄弟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十四万英亩丛林，将它开垦成甘蔗园，井设立现代化炼糖厂。
1973年，世界发生糖荒，食糖价格飙升。
郭贺年在伦敦时，就专门考察过期货市场，因此在糖荒中，郭家在美国及英国的期货交易大获全胜，现货交易亦抢到“价峰”。
食糖贸易为郭家带来滚滚财源。当年国际市场买卖的一千六百万吨食糖中，郭氏控制了一百五十万吨，占世界总额的近十分之一，占星马食糖市场的五分之四。
郭贺年名誉鹊起，被誉为亚洲糖王。
郭氏家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走多元化道路，1971年，新加坡第一间香格里拉酒店落成揭幕，香格里拉受到游客的高度赞誉，郭贺年起了建立酒店王国的念头。
在过去的年月，香港一直是郭家的贸易重地，1974年1月18日，郭氏在香港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
到1976年，郭氏更把吉隆坡的总部迁到香港，建立以香港为基地、辐射世界的郭家事业。
郭贺年见世界航运兴旺，于1977年4月，在香港建立克利轮船公司，拥有五艘新船，每艘造价为八百万美元，总吨位二点五万吨。
郭氏恪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信条，把船用于为自己运载木材、食糖等天然产品，省下大笔运费。
郭氏尝到甜头，与马来西亚政府合组船运公司，两年后世界船灾降临，郭氏损失近两亿新元。
从此，郭氏抛弃做船王的梦想，把主要资本投入酒店业。
郭氏的第二间酒店建于香港，台伙人有印度尼西亚闽省同乡林绍梁。
1977年，郭氏购得九龙尖东濒临维多利亚港海面的地盘，兴建了拥有七百二十间司房的五星级酒店，店名仍是香格里拉。
香港业界，莫不为这个店名拍案叫绝，店名为郭贺年亲自命名，他有命名的嗜好，他兴建的楼字名、花园名、餐厅名、咖啡厅名等，皆非常优雅，且通俗易懂。
有人推测郭氏中英文功底精深，香格里拉，无论依中文念，还是依英文念，皆琅琅上口，听一遍即能记往。
郭贺年虽是亚洲糖王，虽然来港多年，港人对他十分陌生，香格里拉在港落成，则使郭贺年名声大噪。
开业次年，《行政人员旅游杂志》评比出世界最佳酒店排行榜，第一为怡和集团的文华东方酒店，第二为嘉道理集团的香港大酒店，第三便是香格里拉酒店。
郭贺年任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主席，经过十多年发展，该集团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兴建和参加管理的酒店达二十余家，形成庞大的“香格里拉五星级系”酒店王国。
郭贺年同样也是香港的地产巨子，郭氏兄弟公司与林绍梁家族的第一太平、黄廷房家族的信和等集团，联手发展永安广场、南洋中心、幸福中心等大型物业。
1983年，郭氏中标夺得屯门一幅四百四十一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用作兴建游艇会与豪华住宅，由此也可以看出郭贺年深谙“人弃我取”的道理。
当然郭贺年这样大肆投资外地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走资，不过是对于东南亚而言的。
郭贺年、林绍梁等一大批东南亚华商巨富的海外投资，引起所在国及全世界的关注。
有人把香港走资，简单地归结为“恐北症”。那么东南亚各国华商走资为的是哪般？他们海外投资，为何把香港作为重要基地？
究其原因，梁博涛认为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一家公司达到相当的规模，必然要走多元化、跨国化的道路。这是经济规律所然，人们可从欧美日的跨国集团的形成发展，得到证实。
其次，华商在所在国，并没有大多的安全感，他们的“自卫武器”，只能是“不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的投资法则。
西方有不少经济学家，把居留海外的华商与犹太商人相比较，善意地称他们是“东方犹太人”。
东南亚的个别土著社团，则诅咒华人华商是东方犹太。
犹太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多灾多难的所在国少数民族。
犹太人善于经商，富裕程度高于当地居民，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当地居民仇视攻击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排犹情绪并非只存在于德国，整个欧洲亦如此，只是德国**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才受到各国的同情。
从本世纪中起，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情况大致与犹太人相仿。
除新加坡外，华人在当地属少数民族，却是最富有的民族。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仅占总人口的 3％至 4％，却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华人拥有七成的私人本上资本，印尼的二百家大公司中，华人占一百六十家；泰国的华人，占总人口的10％，却控制了四家最大的私营银行，华人亿万美元富豪列入排行榜的有 47位，最后一位富豪资产有2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历年来，前三位富豪均为华人，郭贺年家族迄立二十多年不倒。
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指出：
“无论是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或越南等地，跨越疆界的投资者皆是华裔，而不是日本人。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使华人受到欢迎，充满企业经营理念的少数民族，皆是各地煽动者在任何时候信手拈来的攻击目标。”
“1965年，印度尼西亚党政变流产之后，数以万计的华裔被杀；1975年，越战结束后，北越占领南越，而使数十万华裔被放逐或逃离南越。1969年，吉隆坡发生排华暴动，因此在七十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府便将带有种族歧视的‘配额制’法制化，来保障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这类行动到今天仍蔓延着，例如印尼禁止设立华文学校，．uukanshｕ.oｍ公共场所禁用华文，并要求华裔改用印尼姓氏等。
因此，东南亚华商的走资潮，既是经济规律所致，又含有政治因素——即使一些华商巨头跟政府首脑关系密切，但政治千变万化，他们不能不为后代着想。
既然要海外投资，就要选择最佳投资地。梁博涛又总结了东南亚侨资把香港作为主要投资地的第三个因素。
世界经贸组织，对 1972—1982年世界主要经济区的“资本市场回偿率”统计显示：资本回偿率最高为香港，19.3％；其次是新加坡，为 18.3％；以下的排列顺序分别为日本 17.7％，瑞士 9.4％，加拿大 9.0％，联邦德国 8.0％，英国 7.5％，法国 6.6％，美国 6.3％，澳大利亚 4.0％。
由此可以看出来香港、新加坡的资本利润率最高。
香港资本利润最高的主要原因，是税率较低、转口贸易位置优越、外汇进出自由、经营管理自由、基础设施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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