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杨广，乃是于十日之前，正式以“巡游”之名，到达了江都之地。
在之到达后，各种防卫，皆是杨昭以命，急调随行的杜如晦在负责。
然于此间，一些重新复苏的江南世家，包括一些本地吏者，开始主动向江都行宫而去，请见皇帝杨广。
此中人之于目的，不言而喻。多是偷奸耍滑，或想要一飞冲天之辈。
自然也有人嗅到了政治气息，希望接触当下的皇帝杨广，来达到个人之目的。
面对此事，如何处理，实际事关如何对待老杨的态度问题。
杨昭并没有打算以强有力的方式，选择直接登基为帝，正是希望提供一个缓冲。
但夹在皇权之间，也容不得他做过多之犹豫。
杜如晦将此事送来，以问询他策，实际已经代表大多数投效他之人，又一次表明了态度，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皇帝杨广的身份地位问题，必须尽管处理好，否则于江南之事，只是开端，终归堵不住幽幽之口。
当然，在解决这个现实问题上，足见之是个非常考验杨昭这个大隋储君，当下的监国之人，政治智慧的时候。
杨昭的处置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可以见，但必须由杜如晦亲自做以挑选以见之。
并通过见面之人，向外逐渐传递出，老杨打算退位让贤之消息。转化当下的不利局面，为有利局面。
做出这等指示之后，杨昭暂时将目光从江南移开。
江南之所，作为他抓在手里，于这些年来的经营核心，又有杜如晦亲自坐镇，加上忠于他的兵士于地方驻守，实际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解决大隋天下时下之于一些紧迫危机，比如山东、辽东多地还没有平定之乱，回迁逃离之流民返回居住地，并防止关陇世家的又一次反扑……此中之事，方以为急迫之事。
当然，目前他于关中之视察，实际又给关陇世家，发出了一个明确之讯号，想必各大世家门阀，又能安分一段时间。
借此中时机，在朝堂经过一月的周转，恢复正常之后，自然是于朝中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吏，以进行安排调动。
便是在可见的将来，走上那个位子，杨昭也必须借此时机，于朝内安排上可信之人。
这里的可信，不是于之有多么忠诚，而是能于大隋忠诚，于大隋天下办实事之人。
过去数载，内忧外患之下，大隋朝堂内部，实际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占着茅坑不作为”的庸吏。
这群庸吏，无论是于朝堂运转，或是于地方官寺治理，都没有尽到各自职责，其中还不乏与盗匪共谋之人。
老杨于天下的方针政策，导致了大隋天下大乱是一方面，一些官吏的“吃里扒外”，借机富足个人的“钱袋子”是另一方面。
这些情况，当杨昭处于东郡，梁郡之地时，于地方就有过充分的了解。
王商专门负责的谍报，亦有过打探。
然，想要进行相关之改变，包括未来，试验性的于某些法令进行改变，必须要有一批维护之臣子，拉拢一批，打击一批。
毕竟，事情是人做的，大隋之治理，同样是人为参与。
此其中，以为大隋之重要权力机构，当以率先进行人员布局。
于此之展开，自上而下，就不得不说下大隋先行之制度。
大隋当下之中央制度，乃是先帝杨坚，即杨昭的皇祖父杨坚，于大隋建立，其人正式即位之后，以废除北周凭《周礼》六官建立之官制，开拓创新，以行的新的官制。
此中以尚书、门下、内史之三省制以为绝对核心。在此中，尚书又以为为首。
正如常人平日所言的那般——尚书省，事无不总。
尚书省中的最高职位，以为尚书令。
于数年前，即于大业年间，以楚国公杨素为尚书令。不过在杨素死后，老杨也就没有让人补尚书令这个空缺了。
其实，不仅是尚书令，像左右仆射，当夜也处于空缺之内。此三者，地位实以崇高，并为真宰相。
老杨这么做，杨昭实际能理解，这正是老杨集中皇权的一部分。
然而，过度的皇权集中，实际很容易导致在皇帝的错误安排下，让整个国家都陷入危难之间。
就如同刚刚过去的三次北伐之战一样，不仅让大隋伤筋动骨，甚至若非杨昭及时出手，于平叛之间，里面狂澜，加上江南之补给，只怕已经改朝换代。
正确的做法，自然是恢复尚书令等职，以人任免，帮皇帝分担要务，分担危机。
但杨昭暂时没有这种想法，原因很简单，时下之大隋，在经历过内部之乱，仍需一个强有力的掌控者，将之带到正确路线上，而非出现太多异类的声音。
他之于自身，有把握，更有信心做好这个掌控者。
遂而，他要实际变更的，乃是三省之下的各主吏，亦为朝中实权位置。
十月初十。
天气晴朗，大兴宫内，又进行起了常朝之会。
但因昨夜从东宫传出的一则消息，实际让大殿内的每个人，都有些站立不安。
一月之后，皇太子杨昭终于要对某些职位动手了。
忐忑者有之，期待着有之……
总之，宽敞的大兴殿内，站立着密密麻麻的朝臣，每个人表情皆不一样。
待内侍言之皇太子至时，殿内官吏才开始躬身行礼。
作为监国之人，杨昭又以为储君，自是在龙椅下方，布置了一个小小的案几。
过去一月时间内，每逢朝会，他都会坐在上面，以听朝臣之辩论，并以颁发各种政令。
杨昭一落座，其之目光，不由自主将殿内众人扫了一眼。
但看大殿最前方站立者，以为三师三公之属。
此中之担任者，更代表着一种荣誉。
而时下之太师、太傅、太尉，皆以为空缺。含司徒者，亦属空缺之席。
站在最前面的，则是当下之司空，光禄大夫，宁陵候苏威。
与苏威之后者，分别为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如果再算上而今以戴罪之身，处于家中的大将军宇文述，正当凑齐朝臣所言之“五贵”。
此中五人，以为老杨最为信任之五人，便是于老杨于北伐之战中，轮流掌控着朝中权柄。
齐王之乱时，于裴矩和裴蕴二人，当日留守于洛阳，也是为杨昭最先效命的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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