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日，他一边在兰台、石室等藏书之地寻找皇宫结构图及密道的相关线索，一边调查了解那些党人和士人的情况。
目前的敌人中，宦官他基本了解了，董卓那人也知道，只有士人集团，他才了解的比较少。
这期间，他看到了灵帝当政以来的一些文献，心中若有所思。
他觉得，其实灵帝也不像后人所说的那么昏聩，虽然有很多荒诞无稽的行为，但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姬平如今身为皇帝，自然能体会到皇帝的一些无奈和难处，纵观数千年历史，明君又有几个。他觉得总体而言，灵帝的为政是利弊参半。
从灵帝亲政，到中平元年黄巾乱起的十五年间，大汉发生战乱近三十次，但地方民乱仅有两次，其余九成多为异族之乱。
由此可见虽然朝政混乱，但百姓生活还勉强过得去，而民难，很大一部分在于天灾。灵帝当政期间，发生大规模天灾十数次，包括水灾、旱灾、疫灾、震灾等，受灾范围都很大。
对此，灵帝也不是全无作为，采取了致送医药、拜天祈雨、修建河渠、减免田租等荒政。
其中发生了四次瘟疫，前三次灵帝都有赈灾，唯有最后一次没有致医药，而张角便是在这次疫灾中趁机施符水，发展壮大了太平道。
转变就发生在中平元年黄巾乱起后，或许是因为黄巾的缘故，灵帝似乎对百姓产生了怨恨，变得愈加荒唐起来，非但没有赈济百姓，反而加重赋税，导致民不聊生，此后不到六年便发生了十数次民乱。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黄巾之乱的疯狂破坏和劫掠，引发了大范围的民不聊生。
而且姬平发现，灵帝还是很会用人的。他宠信宦官，但并不完全迷信宦官，当政期间，铲除了王甫、曹节等有实权大宦官，任以权势地位稍差的十常侍，将宦官势力掌控在了皇权中。
而对于当政期间最严峻的异族侵袭，灵帝先是继续任用名将段颎平定羌族，使羌乱平息了十五年，后来又任用刘虞，平息了乌桓之乱，使辽东百姓安居，同时在黄巾之乱中任用皇甫嵩、卢植、朱儁等一大批将才，平定了民乱。
除此之外，灵帝当政时不乏能臣，还有盖勋、傅燮、张奂、卢植，甚至西园八校尉的曹操、袁绍，以及孙坚等。
只是灵帝这人有些寡恩，一向是有难时启用人才，渡过难关之后就是翻脸无情，该撤就撤，该换就换，等再需要时继续任用。
在文化上，灵帝也颇有建树，令蔡邕等人校刻熹平石经，作为官定儒家经本，成为儒学史上之盛事。同时对于士人垄断太学，也建立了鸿都门学，选拔地位较低的寒门子弟，以制衡士人太学势力，但士人势力太过强大，终究是失败了。
不过尽管如此，灵帝驾崩后陵号依然是文陵，显然是群臣称誉其在文化上的作为。
看到了这些资料，姬平脑海中思路也越来越清晰，至于中平元年恢复州牧制一事，被后人认为是地方割据的开始，但灵帝实际上也并未滥行，极为控制，只任命了四个州牧，唯一可叹的是他寿命太短，之后无法再控制州牧的滥行了。
而且灵帝也颇有度量，一般大臣若不是强谏，他也能听取意见，如盖勋曾直言灵帝穷兵黩武，灵帝没有生气，反而赞许道：“你说的对，恨见君晚，群臣从来没说过这些事。”
灵帝又曾问弘农杨奇：“朕何如桓帝？”杨奇暗讽：“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话中之意是虞舜和唐尧一样贤明，而你与桓帝一样昏庸。
灵帝聪明的听出了话中之意，却没怪罪，只是说：“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弘农杨震乃汉室名臣，死后有大鸟高丈余，落在陵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
如此看来，灵帝任性纨绔，但颇为聪慧，又有些度量和作为，若非私生活过于荒唐，身体早早亏空而死，天下大乱很可能要推迟很多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党人之所以被禁锢，或许是因为他们争权夺利、威胁到皇权，又主动攻击政敌、没有务实办事而被灵帝厌恶。
因为被禁锢党人只是士人很小一部分，对大多士人，灵帝还是任用的。
而对于士人和党人在这天下大乱中扮演的角色，从看到的文献，结合后世史学家的分析，姬平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士人只说十常侍祸乱天下，但从士人情况来看，也绝不乏贪腐之辈，甚至被党人誉为“三君”之一的前大将军窦武，也是大贪官，一门三侯，又常从宫中取宫女饮宴作陪，旬月之间，动辄花费上亿钱，何等惊心怵目。
这可都是民脂民膏，便是卢植还劝过窦武内息贪利之心，偏偏窦武在党人中声望极高。
还有那些向灵帝买官的士人，多半都是花费数百上千万钱，他们的钱从何而来？而百姓却是生活艰难，饿死无数，这是多么大的反差！
这就是所谓清高忠贞的士人集团，如同一座大山压在社稷之上，压在天下百姓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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