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从警察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去了东九龙总区，CIB，英文全拼我不记得了，正经一点的说法就是刑事情报科。带我的前辈是赵sir，叫赵久明，一位年近四十的高级督察，对我这样的小辈很好，我们这一茬都很爱戴他。
我生在港城，但我爹是东北人。我爹出生在抗美援朝那个时代，祖上三辈都去当兵了，他是家里仅剩的一个男丁。80年代改革开放，东三省大刀阔斧地往南方输血，他跟着军工部队南下到珠江，机缘巧合间认识了我妈。
入职那天我给他打了电话，说爸，你儿子要干刑警啦。
我爹很明显地愣了一下，我有点紧张。毕竟又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他和我妈能不能接受，我心里也没底。我妈一直都希望我能做个文职，踏踏实实坐办公室。
结果他说，牛逼啊，小兔崽子，晚上回家来，咱爷俩整两口儿。
我当时就蹦起来喊了一句老爸我爱你。
然后我爹说，注意安全，别叫你妈操心。
我自然是满口答应。
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算是后顾无忧了。干这一行并不轻松，但我乐在其中。可能是家族遗传吧，我特别喜欢那种上了战场一往无前的感觉，因为知道自己手里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所以挥汗洒血，特别有成就感。
当然，遗憾也很多。
总有一些人是救不回来的，也有一些事是修正不了的。为此，曾有无数个夜晚我碾转难眠。尤其年轻的时候，还没学会排解压力，于是抽烟喝酒，那段时间我烟抽得特别凶。
印象尤深的，就是入行第一年，我碰到了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桩悬案。
也是我第一次遇见陆和光这个人。
那是07年底，派出所报上来一起人口失踪案。失踪的是一对母子，妈妈叫杨涵，三十二岁的全职太太。小孩叫陆和光，十岁，小学在读。
涉及到妇女儿童，所以定性为刑事案件，到我们科跟进线索。
接到这个案子，我第一反应是家庭矛盾，妈妈带孩子离家出走。近几年婚内纠纷多得很，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然而派出所的同事告诉我，这家人夫妻离异已经三年了。孩子有俩，是一对孪生兄弟，爸妈一人要了一个，陆和光是哥哥。
文件夹里附了一张很旧的全家福，还有几张近照。我拿过来看了看，两个小孩长得一模一样，很可爱。杨涵是个娇小秀美的女人，陆骏比她高出一个头，浓眉大眼，面相硬朗。
我问：“报案人是陆骏？”
“不是。”派出所的同事说道，“是杨涵的闺蜜。她们约着吃饭，结果再也没联系上杨涵。她闺蜜两天没找着人，觉得不对劲，今天早晨过来报的案。”
“那就先联系一下陆骏呗。”
“已经问过了，陆骏和他儿子都不在香港。昨晚上刚走，到美国波士顿的航班。说是联系了那边的一个学校，贵族教育，德智体美劳什么的，嗨，反正吹得天花乱坠，给他儿子转过去了。”
我一听，就觉得这里头有鬼。杨涵前脚不见人，你后脚就往国外跑，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查查他说的那个转学手续。”
“哎，好。”
同事跑去隔壁屋打电话，我翻着桌上一堆资料，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五分钟后同事回到我这儿，脸色很难看。果不其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转学手续，这家伙出境的动机尚不明确，非常可疑。
之后大约三四天吧，我带着一组片警，摸了杨涵家和她常去的几个地点。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与陆骏有关的证据。
在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地联系上了陆骏几次，他表示自己对杨涵母子的失踪毫不知情，但拒绝回国接受进一步调查。
证据不足，我们没法起诉他，更谈不上引渡他回国。
一周后，杨涵的尸体找到了。
失踪案正式升级为凶杀案，惊动了赵sir，他抽出精力到这个案子上带我。
尸体是水警从北角码头那一片捞出来的，早就泡得面目全非了。有价值的线索，就颈部一处贯穿伤，大约是水果刀之类的凶器。这把刀没找到，也没有其他能指控凶手的证据。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局里接到一个电话，是杨涵家邻居打来的，说陆和光找到了。
我赶紧开车去接那小孩。
出人意料的是，陆和光是自己回家的。他家周围已经拉了隔离带，邻居在路口迎上我，说小孩落在外头好几天，状态很不好，先上楼洗澡去了，可能得等一会儿。我说没问题，我等。
邻居姓田，是个热心的胖女人，把我招呼到客厅里坐下，自己去厨房忙活，说要给孩子弄点吃的。
“阿sir，就你一个人呀？”她梆梆梆切着菜，笑呵呵地跟我搭话。
“我就一新兵蛋子，案子少。”我坦诚地回答。她家房子不大，不至于扯着嗓门才能听见。“再说了就接一孩子，我自己还不够嘛。”
“我儿子也今年实习。”田姨是个爽快人，讲话很直率，“长成个大人就放心喽，唉，阿光怎么办呢，这孩子才十岁，就碰到这种事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