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龟治的绞刑执行的很快。这毕竟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能省的都省了。执法的战士们在指挥员的口令下，直接把关龟治吊到了绞刑架上。关龟治也只是在空中挣扎了几下就完了。
谷寿夫被一刀一刀凌迟了。
凌迟这种刑罚起源于五代时期，到清末的1905年就已经废止了。之所以现在还要判谷寿夫凌迟处死，不用说，那是谷寿夫作的恶已经到了绞死他都太便宜他的地步。
据说，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判凌迟，挨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整整割了三天。
考虑到执行凌迟难度太大，也太过血腥，刘一民交待蔡中他们，不能让战士们执行，要从济南监狱老刽子手们中间寻找执行人。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据他说，明代时凌迟的刀法精细，一般都在千刀以上，到清代以后，凌迟大致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他是祖传手艺，可以用薄薄的刀片慢慢地炮制谷寿夫，最起码可以割一千刀以上。最后还是刘一民一锤定音，选择了一百二十刀的割法。
这一夜对于受到日寇侵略的中国人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当宣判结束的时候。从陕西到大后方到所有中国军队控制的县城，只要有收音机的地方全部成了欢乐的海洋。鞭炮放起来，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苦难的中国人脸上写着笑意、嘴里唱着小曲，用各式各样方法表达着他们的兴奋、激动。
谷寿夫的一声声哀嚎敲打着收音机前所有的日军官兵的心灵。
日军将领们谁都想不到，八路军对被俘的谷寿夫、关龟治没有实行他们宣传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而是以战犯名义起诉他们、公审他们，判的刑罚还如此之重、如此之严、如此之狠、如此之惨烈。
反应最强烈的自然是日军第六师团各部队的军官了。
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下达了禁止普通官兵听收音机的命令后，只有大队长以上的军官可以听实况转播。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大队长以上的军官在屋子里听，大队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就在个部队大队部门外、窗台外偷偷听。到后来，那些中队长、小队长们受不了拥挤，干脆违犯命令，再自己的中队部听开了。
最容易产生崇拜心理的是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日军第六师团也是这样，说起谷寿夫，那些旅团长、联队长未必对他怎么佩服，说不定有些人还对他有看法，巴着他倒霉呢倒是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提起谷寿夫的大名就无比崇敬，时时刻刻以他为榜样，梦想着向他一样，在中国战场上疯狂杀戮、建功立业。
等到收音机里传来谷寿夫被凌迟时的哀嚎的时候，这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彻底崩溃了，哀号声四起，好像受刑的不是谷寿夫，而是他们的亲爹娘。
哀嚎过后，先是个别年轻军官作出了不理智举动，开始互相指责、谩骂，后来就发展成了厮打。再到后来，有的年轻军官和士兵开始自杀。这些都没有什么，命是他们的，想死就死，谁也管不着。但是杀别人就不对了，而那些不理智的年轻军官恰恰就干了不对的事情。其中一个小队长，竟然端起了拐把子轻机枪，对着自己的小队扫射开了，一梭子下去，就倒下了十几个小鬼子。就这还是有不想死的鬼子果断击毙了他，否则的话，等他再换上弹夹，恐怕全小队都会死光光的。
据事后统计，这天晚上，日军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发生自杀、误杀事故120起，减员1200名，相当于一个精锐的步兵大队。这也暗合了谷寿夫被剐一百二十刀的数字。
事后，稻叶四郎紧急向大本营报告，请求国内立即再赶制一批精美的护身符，让第六师团的士兵们每人佩戴一个，给他们一点安全感和信心。同时请求大本营立即选调高僧到第六师团宣讲神道和佛法精义，帮助第六师团官兵恢复士气。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里，死气沉沉。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副参谋长在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八路军要公审谷寿夫的消息时，全都暴跳如雷，大声咒骂，等到八路军真的公审谷寿夫、一字一句宣读起诉书的时候，这两个家伙全都不吭声了，随着寺内寿一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开了。
山下奉文之所以能当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是因为他的岳父和寺内寿一是好朋友。本来，他担任华北驻屯军独立旅团旅团长后，就一直驻扎北平，担负着保卫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任务。华北驻屯军独立旅团改编成二十七师团后，本间雅晴中将当了师团长。他当时由于是少将，不能担任师团长，就一直留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协助岗部直三郎中将工作。
华北住屯军独立旅团干了很多坏事，最有名的就是挑起卢沟桥事变。谷寿夫和第六师团干过的坏事，山下奉文和他原来的华北住屯军独立旅团全部都干过，只不过没有谷寿夫和第六师团名声那么大而已。
听完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后，山下奉文愤愤不平地说道：“刘一民小题大做，这类事情用得着起诉么？世界上哪一支占领军不是这样干的啊？谷寿夫君不过是做了历史上许多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么，刘一民有本事就去把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将军都抓来审审，为什么只审判谷寿夫君呢？这绝对的不公平”
武藤章是日军中扩到侵华战争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东京审判时绞死的七个甲级战犯中就有他，而且他军衔最低，仅仅是个中将。
这武藤章和日军绝大多数将领一样，也是沿着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这样一条路线升上来的。和其他日军将领不同的是，武藤章青年时期喜欢舞文弄墨，装的象一个文学青年一样。这也为他以后长期从事谋僚工作奠定了基础。
以第二名成绩从陆军大学三十二期毕业后，武藤章又被选送到德国学习军事，德国举国上下整军经武的热潮深深刺激了他，回国后就开始大力鼓吹发动侵华战争。
这个武藤章，官不大，干的事情却都是惊天动地的。
任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四班班长时，武藤章就奉命深入到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收集情报、查勘地理，得出了中国地大物博、日本地狭贫瘠的结论，认为日本的出路在于占领中国。任关东军参谋部作战科长时，武藤章又具体领导了对东北地区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为日军侵占东北奠定了基础。德王占领绥远、组建军队，武藤章就象闻到了臭味的苍蝇，马上就粘了上去，鼓动关东军全力支持德王，企图成立“蒙古帝国”。结果傅作义率部发动反击，百灵庙大捷一役，差一点活捉了和德王军队一起行动的武藤章。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武藤章已经是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参谋本部里有两种意见，武藤章的顶头上司、日本第一兵学家、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日军的假想敌是苏联，现在在全面侵华的时机不成熟，如果一旦陷入中国战场，影响日军经略整个亚洲。但是武藤章不这么看，他接到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报告后，欣喜若狂，认为全面侵华的机遇来了，必须抓住中国还没有完成战备的机会给中国致命一击。两个人针锋相对，官司打到首相甚至天皇面前，结果自然是武藤章赢了，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了。
淞沪抗战时，武藤章坐飞机又是到上海见松井石根，又是到北平见寺内寿一，一手策划了杭州湾登陆，导致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退。
日军攻打南京时，武藤章已经当了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日军攻占了一座空城，而且损失那么大，武藤章自然是要报复了，谷寿夫之流对南京附近集镇进行烧杀抢掠艘是经过他同意的。历史上南京大屠杀也是他下令让日军大部队进城宿营引发的。
听了山下奉文的话，武藤章马上大放厥词：“支那人都是文盲，是文明世界的垃圾，大日本皇军扫除一下影响世界进步的垃圾，是对世界和平的莫大贡献。谷寿夫中将何罪之有？刘一民竟敢公审谷寿夫将军，说明他也是一个不识时务、不知世界潮流变化方向的井底之蛙，成不了说明大气候。”
山下奉文马上接道：“就是，什么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战争罪，闻所未闻。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将军犯有这种罪行，简直是莫名其妙。刘一民一个土八路，竟然篡改从来没有履行过的一纸国际公约，用那些还停留在纸上的条文给大日本陆军将领定罪，纯粹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这也不是山下奉文一个人的想法，这个时候，世界上确实还没有发生过以这三种罪名起诉审判战犯的事情。在日军将领的心中，杀人是战功，抢劫是战功，包括强奸妇女，那是也是违犯军纪的问题。此时的日军将领们还没有战争犯罪的概念，也正是因此，他们才会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士兵屠杀平民的照片和新闻。
刘一民以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战争罪三项罪名起诉谷寿夫、关龟治，算是开创了战争史上审判战犯的一个新纪元，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对所有危害人类文明的行为做出判决。也是告诫那些战争狂人，你胆敢发动侵略战争，我就以全人类的名义和资格审判你。
这些东西，岂是小鬼子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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