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共和国，赤塔郊外。
天气正是最晴朗的时候，西伯利亚最出名的寒风现在也不再肆虐了，每天太阳升起的时间也渐渐开始增加，柔和的阳光映照得山川大地一片明亮。在石勒喀河边上，十几匹骏马呼啸着在雪原上驰骋，惊动了不少没有冬眠的动物四下奔逃。骑在这些马上的人都披着白色是骑兵斗篷，穿戴着白色的军服军帽，帽徽则是红色的五角星，显然是苏俄红军的骑兵。
周E来身穿着皮质的猎装骑在一匹高大的顿河马上，举起手中的莫辛纳甘步枪，砰的一声打响。一只肥嘟嘟的兔子身边白雪被都打得飞溅起来，这只有点萌的雪兔受了惊吓飞快的往树林里跑去，惊慌失措之下居然就一头撞在了树干上，顿时一头栽倒在地。这个滑稽的场景惹得陪同周E来打猎的托洛茨基和黄宝培，黄宝培大笑起来：“E来同志，这只兔子就算你打中的吧！”
周E来苦笑着摇头，将步枪扔给了身边的警卫员。摊手笑着用英语道：“这可是我第一次打枪，也就只能打成这样了，可见什么事情都要有个慢慢积累和研究的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到最好的。托洛茨基同志，你说是吗？”
周E来是作为中G的代表来赤塔同托洛茨基见面的。在见到**先知以后，他就将中G准备在新疆开始主义实验，并且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邀请俄G和国际一起参加的建议转告给了对方。
对于这样的建议，托洛茨基显然缺乏准备。他们俄国D虽然也已经执政两年多了，可是实行的还是战时的军事主义。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管理经济，实行的都是异常严酷的制度，对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破坏尤其明显。现在许多地区都已经出现饥荒了！至于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应该用什么办法治理国家，托洛茨基和他们俄国D的领袖的确是没有怎么考虑过。
所以当时托洛茨基没有给周E来任何答复，直到三天后的今天。他才让同样是中国D出身的黄宝培去邀请周E来一起出城打猎，看来是要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托洛茨基也将步枪交给了身边的警卫，朝周E来道：“E来同志，我的看法和你相同，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是全新的事物，更应该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等到社会主义实验取得成功，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的时候。你们中国D真的有可能在中国实行这种优越的社会制度吗？我知道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改良资本主义的路线，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未来将会得到壮大的机会。而且中G又不像我们俄罗斯D一样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资产阶级壮大的同时，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国民党也在同时壮大起来。到时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会允许你们中G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吗？
我看你们的常瑞青同志实际上是不相信新疆的社会主义实验可以取得成功的吧？”
这回轮到周E来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实际上他完全认同托洛茨基的看法，常瑞青不相信新疆的社会主义实验会成功！他之所以会那么热衷搞社会主义实验，主要的目的恐怕还是想证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吧？要是真的搞不下去也就算了，现在中国实行的左民主义或者叫国家社会主义也挺管用的。国家掌握宏观经济，掌握大方向，而微观经济和具体的经营管理则主要依靠资本家和专业团队。
在这样的体制下，D代表工人、农民，国民党则代表资本家、地主和专业人士。双方虽有斗争，但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或许国民党内有不少高层人物想要完全排除D把持政权。但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得不到整个中国上层社会的支持的，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所以也根本动摇不了常瑞青的对国防军的控制，没有军队的参与，国民党和D的斗争也就激烈不到哪里去了。而一定程度的斗争也是一种相互制衡，按照常瑞青的说法，这是避免D和国民党或者是其他什么执政党沦为官僚主义机器的灵丹妙药。
但是新疆的社会主义实验要是真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到时候国防军和国民党，还有以常瑞青为代表的中G修正主义派愿意放弃国家社会主义，转而采用更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治理中国吗？
看到周E来默然无语，托洛茨基也不说话，而是让对方静静的思考，自己则将目光投向了一片银装素裹的森林和雪原，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听见周E来淡淡地道：“办法总是会有的，我相信，当一个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我们也能找到一个照顾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利益的社会主义改造办法，或许我们可以用赎买的办法获得资本家的工厂，而国民党也可以作为中G领导下的参政党来参政议政。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足够优越，远远超过国家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在社会主义实验取得成功之前，在国内实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就能保证我们的党在独自管理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同时，不会成为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吗？”
托洛茨基只是沉默的在出神，听到周E来的话，只是惘然的一笑，低声道：“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索的……实不相瞒，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经济困难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刚刚过去的1919 年，我们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世界大战之前的30，农业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饥荒的苗头！现在看起来，从1918年开始实行的战时主义已经面临失败，这个主义不能为我们带来主义。”
他回头看着周E来，苦笑道：“在我们批评你们的修正主义政策的时候，我们的战时主义却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看来我们也要修正一下自己的主义，寻找一条真正能通往主义的道路了。而在这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这条道路会不会让工人国家真的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国家政权还在D手中，对外贸易和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工人国家手中……当然，我们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的太远，否则资产阶级的力量将会变得过于强大，强大到足以腐蚀D干部的程度，那样的话党就会沦为资产阶级代言人，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所以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开始逐步限制私有制在经济中的比重，不让其过于强大。我相信工人国家是可以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私有制度比较缓慢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我和列宁同志都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会研究。我们将D领导下的，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说的好听点就是新经济政策或改革开放）。”
周E来微微皱眉：“常瑞青同志也研究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他却认为这样的体制必然会导致D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样的路线是成为资产阶级的路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淡淡的扫了他一眼，缓缓道：“在我们的党内也有不少同志持相同的观点，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常瑞青同志的想法，所以我才认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限制私有制，以免其过分发展。”
周E来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沉重了许多：“常瑞青同志还认为，即使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会不可避免的沦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他以左民的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同时掌管着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权力的党，实际上就是一家规模无比庞大的托拉斯的管理层。而具体负责管理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党的干部们，则是这家托拉斯的干部兼股东。党的最高层就是董事会，政治局委员们就是托拉斯的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而广大劳动群众则是这家垄断托拉斯中最底层最微不足道的员工，是托拉斯的股东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们的剥削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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