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扰扰的五月份终于有惊无险的过去了一半，除了偶尔有学生继续游行示威，工人坚持罢工，商家趁机哄抬物价，平静的北京城倒也没在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不过，其实在这个时空里，北京现在也还不叫北京，而是北平。以钟泱那微薄的历史知识，他也不知道北平后来到底是怎么改成北京的。
在刘进洋的努力张罗下，钟泱独立出资建设的鸿发香烟生产厂终于正式落成了。一共三条香烟生产线，每天的产量大概是2000箱软纸盒包装的香烟。生产香烟需要耗费基本能源，平均每10盒消耗1基值基本能源。每100克标准烟丝能生产一包20支装的香烟。软纸盒香烟的包装主要有10支装和二十支装两款，除了软纸盒包装的普通烟之外，还另有一种铁盒包装的十支装高档烟。
在刘万河的引荐下，钟泱得以认识了北京政府的商贸管理局局长费立清。经过一番贿赂，他终于是拿到了经营香烟工厂的牌照。而这也花费了钟泱5000银元，令他不得不感慨，这帮官员还真敢要钱啊，张口就是5000，还不许还价！这可是银元啊，不是后世烂大街的日元！
但人在屋檐下，钟泱又岂能不低头。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了钱，还得赔上笑脸。几经周折，香烟生产厂总算是办了下来，但另外一个问题又开始困扰起了钟泱。那就是刘进洋他回来汇报，说工厂招不到人了。
因为受罢工风潮的影像，工人阶级纷纷罢工。虽然说很多外国商家也损失惨重，但是真正伤筋动骨的却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
许多外国的商人他们的核心产业并不在中国，遇上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他们最多是少赚一些。但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根基都在国内，许多人甚至是通过借贷来投资办厂。遇上这么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他们的损失可就是伤筋动骨了。
工人不生产，工厂就没有产品拿出去卖，但是材料却已经采购回来了。这就是积压，资本的流通停滞将产生巨额的生产成本。这对于原本就面临着外国资本冲击的民族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是他们无法抱怨，也没有抱怨。不顶着头皮硬上，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大帽子。后世都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天生软弱怕事，所以国民革命成果屡遭野心家窃夺。其实这种指责根本就是废话，一个商人和一个工人，考虑的事情又怎么会一样？
工人和农民等无产阶级，他们是因为贫穷而别无选择，所以敢于奋不顾身。这是天然的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坐在低的位置上，自然不会去想更远的事情。而国内的民族资本家呢？他们要为家族谋取利益，要考虑养活整个工厂所有人，虽然剥削的残酷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善，但这对于国家来说难道就没有意义了吗？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工人，到底谁更代表了社会的先进生产力？西欧早在几百年前就用无须争议的事实说明了问题。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100年，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商业时代。
即使再往后400年，世界也将还是以商业文明为主流。当人类的生存需要还摆在首位的时候，商业占据潮流的大势都是无可改变的。没有一个流通的商业环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强盛太久。看看历史，不尊重商业自由的国家现在都在哪里？看看原本的时空，一个缺乏商业经营环境的国家，都排在全球第几？
这个时空里，虽然原本在社会中地位很低的商人，终于因为支持辛亥革命而得到了改善？但真的改善了吗？反正钟泱并没有看见。
在北京商业总公会上，钟泱认捐了500银元，说是要用实际行动支持爱国运动。不交的人等同卖国。至于商会会长会在这些钱里拿出多少交给学生联合会，没人敢去问，因为会长是段祺瑞的亲戚。
而北京城内的工人联合总公会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以罢工相要挟，不加薪和改善待遇就继续停工。而钟泱的招工启事，也因为没有和工人总公会里面的头目打招呼，而没有招到足够的人手。很多的工人都是想来，但却被一帮徘徊在工厂门外的家伙给劝走了。
“这些都是什么事啊？我们合法经营，碍着谁了？”
接到了地下负责招工的班头的汇报，钟泱他们三人都感到了很愤怒。
“钟泱，要不我去和总工会里面的人商量一下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对于工厂现在遇到的困难，陈泽也很忧心。倒不是招不到人手，而是因为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要把乡下来的农民或者城里游荡着的混混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生产工人，需要不小的成本，而鸿发香烟厂现在却等不起。
“唉，总工会那帮人要价离谱，这次我们就范了，下次他们还会再伸手的。我们能给得起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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