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李坚三和程德生一起，参与到了这个农业改革计划之中，并且成为了该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农信社的正副社长。
之所以在这个乱局将起的时候天才相师，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初步开始实施这个农业改革计划，主要还是为了低调。
农业改革对于中国而言，一直都是重中之重，千百年来的农业展模即使是到了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开始繁荣兴盛的时代，也依旧牵动着许多人的目光。
不要以为地主阶级仅仅是贪婪、懒惰、封建和愚昧的，他们的嗅觉比任何人都要灵敏。任何涉及到了土地已经农业的事情，都是他们津津乐道而又紧张异常的关注点。别看他们大多数人平时都很低调，而且武装力量也不强，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手段的。
当前从事**的大多数党人，基本都是地主阶级出身，良好的教育以及空闲的精力，让他们有着比终日辛勤劳作的农民和工人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在知识和学问上也是大大的领先。当然，底层民众中也并非没有惊才绝艳之辈，但偶然就是偶然，无法改变整体的实力差距。
百余年来扎根于此片土地，这些人脉宽广的地主和晚清知识分子集团，早就盘根错节的占据着整个广州的中上层，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优势和权力。担任议员，参政议政，从事政府部门的官僚职位，在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嫡系，这些都使得这些地主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优势地位。
除了欠缺必要的正规军事力量之外，在社会影响力和政治资本上，古文会都没有任何可以相比的地方。所以面对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钟泱根本就不打算和对方扯皮，而是直接动用武力。
即使是导致离心离德，埋下仇恨的种子也丝毫不在乎。大家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既然走不到一起，钟泱也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妥协这种东西，是在大家还有合作的利益基础上才能显示出意义的。
对于不识相，非要不自量力地挡在前面的螳臂，钟泱可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更不会有任何的怜悯。既然选择成为敌人，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乱世之中，唯有实力才是一切。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力量，只在和平年代才有着足够的威力。
握着手中的这一份《农业改革计划第一期纲要》，钟泱也是感慨良多。之前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李万盛介绍来的塘尾镇原住民，难免有一家独大的嫌疑，并且因为这些成员原本的农业专业技术并不好，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显得粗糙，成本和效果也控制得不理想。
所以钟泱才会从农业技术学院找来一批成班的毕业生，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不单只是要逐步完善整个农信社的结构体系，更是要消除李万盛对这个部门的影响力。虽然他未必就有不好的心思，但是体系的规矩还是要明确的，不然也是一大隐患。
至于这些受到过专业知识教育的农学毕业生，在处理农业方面的问题上显得更为高效。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均素质也更高一些，遇到事情的时候天才相师，处理起来也会更有章法。这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对于钟泱而言，效率可以慢慢提升，经验可以不断总结，但是一个合格的体系，必须在建立之初就有明确的规范。
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走着最正规的道路，明确了组织的宗旨和手段。因此对于组织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有着不低的要求。在农信社还未正是成立之前，那些工作主要是由李万盛在安排，因为他是镇长，关心本镇的农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但现在农信社的成立，就必须从官方的内政体系中退出来了。农信社绝不能成为一个官方下属的机构，只能严守中立，作为一个民间的商业化合作组织而存在。其主要成员是分散在各地的农业人群，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官方机构可以对农信社实施监督，但无权干涉具体运作，更不要说管理了。
一旦和官府挂钩，官僚集团的本质和利益诉求，必然会战胜“为人民服务”这种不切实际的理念。到最后，肯定是会造成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简直就是一定会生的事情。即使不征收农业税，难道还不能让种子、化肥、饲料涨价？在行政命令的强迫下，这并非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钟泱要杜绝政府插手的根本原因。
但是农业本身的问题，交给商人来操作也不合适，商业和农业的模式虽说有着不少的交集，但本质却是不同的两种行业展模式。商业讲求的是利润和效益，而农业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让商人来经营，必然会是垄断和压榨，这是追求利润的本质所决定的，即使是运用法律来进行约束，成效也不会太明显。
为此，钟泱现在所建立的农信社，决定采取会员制。凡是参与农信社的农业从事者，其档案都会被整理入社内，效益和权益方面，会有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监督。最重要的是，会员虽然没有参与农信社实际运作的权力，却有权质问和向法律部门提出申诉。毕竟双方在一开始就会签订相关的商业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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