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 江西剿匪
、1933年，坐在国府议事厅里的姜瑞元，心情并不好。日本的军事行动已经推进到了长城北部与东部一带。国内也不消停，红门嘴里说要联合抗日，实际却是一点诚意也没有，还在搞暴力**这一套。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剿赤”连遭败绩，而在此事上姜瑞元苦无良策。正值眉头紧锁之际，杨永泰来了，他及时呈上一道“出师表”，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辣毒计。
在姜瑞元的智囊圈子里，杨永泰集书生之精诚与官场经验于一身，除陈布雷外，最合他的口味。因此，姜瑞元对他欣赏至极，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议而后行，常深夜召见，作彻夜长谈。
对于姜瑞元的破格重用，杨永泰感恩不尽。他抱定“士兵为知已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使出浑身解数为姜瑞元出谋划策。
杨永泰初出茅庐，便向姜瑞元纵论天下大势，以一道“削藩策”，深得姜瑞元赞赏。说起“削藩”，主要还是要讲中原大战。
1930年3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姜瑞元的十大罪状，要其还政于民，一面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总司令，联合反姜。
这样，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了。跟随姜瑞元左右的杨永泰，不慌不忙地向姜瑞元出着主意。
首先是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其次在于“银弹”外交，瓦解冯焕章的西北军。最后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汉卿。
就这样，在当时面临巨大困境的姜瑞元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汉卿助姜讨伐阎、冯。并且重金收买了冯的部将刘恩茂，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占了主动。
经过5个月的激战，中央军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汉卿加整编，西北军则被姜瑞元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
这样，冯焕章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
姜瑞元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就是这样，他才踌躇满志的得意了起来。
要不是日本的突然发疯，**政府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却是可以增强军事力量，巩固政权的稳定。也不至于在力量没有凝聚起来之前就被养精蓄锐的日本打得七零八落。
为了进一步博得姜瑞元的信任，杨永泰潜心研究姜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甚至把姜喜欢的王阳明、曾国藩的著作，买回来朝夕揣摩。这也是常理，不明晰主君的心思如何能获取信任并且在旁谋划？
新军阀混战，为中国红门赤军的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30年年底，全国赤军已佣有中央、闽、浙、赣等大片根据地和10多万人。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之后，姜瑞元更是对此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中原大战才刚结束不久，军队尚且来不急修整，踌躇满志的姜瑞元便举兵南进，开始向红门领导的赤化根据地大举进攻。
然而，因为轻视敌人，并且出征的军队既不是主力，又因为连绵大战而军心疲惫，最终在面对赤匪时损兵折将，连连败北。
1930年10月，姜瑞元调动10万大军，对江西赤色军事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在南昌行营的会议上，姜瑞元做着战前动员：“当年曾国藩是力行礼义廉耻，保卫家乡，消灭长毛复兴清室的儒家名将。我们要学习曾国藩，要以曾国藩为榜样，此次剿匪，我们**党地方党部要加强剿匪宣传，要唤醒民众。政府要澄清吏治，要安定乡村，大家齐心协力，坚决消灭红门，三个月后，江西仍是一个平静的天下”
可令他恼怒的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大军连红军的影子还没到，便被打得狼狈而回。第一次围剿失败，令金陵国府上下一片惊慌。姜瑞元甚至派何应钦赴南昌，率领20领万大军对江西赤区再次进行“围剿。
但第二次“围剿”仍以**党军队的败北而结束，在军事上没啥真本事的何应钦也是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接连两次大败，令姜瑞元极为气恼。1931年6月，**党三届五中全会议决，命令党内各级党部全力协助军政当局限期剿灭红门赤军。
会议结束后，姜瑞元带着邵力子、杨永泰、陈铭枢和熊式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来到南昌行营，亲自调度指挥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接受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姜瑞元组成一元化的党政军领导，实行剿抚兼施计策。他专门在南昌成立党政委员会，亲自兼任委员长，气势汹汹地向江西苏区进攻。然而这次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仍然败北了。
1932年春，第二次上台的姜瑞元回南京主政后，日夜思虑如何剿灭红门的问题。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三次作战都是连连败北？他更不明白，自己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为什么输得那么稀里糊涂。
在他看来，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他逐一铲除，而红门赤军就那一点人马，围剿起来应当不成问题，可到底为什么一经接触，**党军队就败北？
姜瑞元看不出个头绪，对新的进剿方案也苦无良策。杨永泰敏锐地窥测到了主君的心病，他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姜瑞元征伐失败的原因，发现其失策主要在于把赤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赤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
它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毕竟经过苏俄的赤化洗脑，并且赤军的一群军将也有着坚韧深沉的大才，赤军本身的生存能力非常顽强。
赤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杨永泰就给它来个“政治剿匪”。因此这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奇策就新鲜出炉了。
在姜瑞元一筹莫展时，杨永泰派人呈递了一份“万言书”。这使得苦思良策的姜瑞元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打开信札读了起来。
杨永泰的“万言书”写道：“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近闻先生日夜殚心竭虑，思考如何扑灭红门问题，我随先生四年，深知先生为党为国至诚如斯。”
姜瑞元感佩杨永泰的忠心，在自己最困难时，还是杨永泰能体谅自己的甘苦。
他接着往下看，杨永泰 陈述了自己对于灭赤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察江西诸地，渐觉红门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红门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作，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红门结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红门所利用。而他于红门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扑灭红门，必须使用新的谋略。”
杨永泰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到姜瑞元的心坎上了，他急切地看了杨永泰面对这种局势提出的应对的“新策略”：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红门，不为红门所左右。为此目的，即灭赤也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红门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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