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二章 公仇私谊
广州黄埔港，烈日横空，水面波涛微微起伏，几艘远洋渡轮正停靠在码头区里，这几班船都是开往日本横滨港的客轮。
华联和日本的民间来往一直未曾断绝，互派留学生的事情也时常有之，不过贸易往来倒真的是非常稀少。这不仅仅是因为彼此间的贸易壁垒，更是因为军事和政治上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码头内人头涌涌，不过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却是井然有序，虽然因为旅客较多而稍显嘈杂，却并不混乱。各个码头班次都有自己**的候客区，座位分布也是一目了然，处处都显露着整齐划一的规范化理念。
门口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负责维持治安和一些细碎的琐事，比如为外地游客指引方向之类，工作也并不清闲。
清末至民国年间，随着现代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增多，广州内港码头遍布前后航道。1934年华联编绘的“广州港口图”标示了政府和民间资本开办的码头和商业港口，仅在白鹅潭就布设了五十多个航标。
在很早以前，广州港就有外港和内港之分。南朝时佛法东侵时光头达摩就在广州登岸的地点西来初地，以及宋时花地河出口处的大通古港，离当时的城区稍远，也带有外港的性质。
广州最重要的外港当属南海神庙附近的扶胥港，明代以后，泥沙淤积使得港口再度外迁至琶洲黄埔村，始有黄埔港之名。
两年前，在海参庙上游六千米处兴建“黄埔新埠”，即所谓的黄埔港。
黄埔港第十一号码头区，两位俊逸潇洒的年轻人，正在做着最后的告别，周明宇望着正从浮桥登船的庆吉太郎，心中也有着悲伤之意。
两人因为所学相近，性格都是温润沉稳，故而也算是知己。不过回想起中日两国剑拔弩张的气氛，以及国民对日本日渐加深的仇恨，周明宇就是心下叹息。
他的心中还在回想着临别时庆吉所说的话语：“周君，听闻你没有去参军，我真的非常高兴。或许有一日，两个国家能重归于好，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我也是，庆吉君，替我像北岛先生问好。”
“我会的”
就在这时，悠扬的汽笛声惊起，打断了周明宇的思绪。庆吉太郎站在船舷前，双臂紧紧握着扶手，目光隐隐可见微光荡漾。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始终是度过了四年的光阴，还真是怀念呢。”心中这么想着，庆吉太郎的的心情也变得忧郁和不舍，不过一想到自己的来意和去意，就难以释怀。
作为被帝国寄予厚望的间谍，哪怕只是兼职的，对于庆吉太郎而言也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这不仅仅在于危险性，更在于心灵上所遭受的巨大压力，他到底只是一个民间人员，愧疚和负罪感胜过了对天皇的忠诚。
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不容易被洗脑，更不会轻易的被狂热的思想所左右。
望着昔日的好友在码头岸边朝着自己招收告别，庆吉的内心也在挣扎：“别了，周君，希望我们都能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
私人之间的友谊，在两个国家的碰撞之中，显得太过微不足道。
游轮巨大的身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于远方水天交界之处，只是不知这次的离别是暂别，还是永诀。
在龙腾基金会的总部大楼内，宋子文正与古月军争执着什么，原来是在商议着关于法币在华联的推行问题。全中国只有三个地方是法币所延伸不到的，分别是外蒙古公国、伪满洲国，还有华夏联邦。
宽敞舒适的会议室内，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非常醒目，厚实的木质地板和暖色调的装潢景致，让人心情开怀。
哪怕是炎炎夏日，也有空调在提供凉爽的清风。
不过对于这一切的享受，宋子文所率的外贸代表团却一点也不沉迷其中。穿着笔挺的西服，带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对于货币主导权的问题寸步不让。
“古主席，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番我方的建议，华联虽说是**于**政府之外，但毕竟不被国际社会所公开承认。现在纳入一体化货币体系，与国际接轨，对于贵方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对于古月军这个基金会主席，宋子文还是非常客气，但不是因为古月军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势力。
龙腾与中天两大基金会，掌控着整个华联内部的货币主导权，是华元的主要管理机构。在这一点上，对于法币在华联的推行，宋子文相信古月军的话毕李万盛有用多了。
“宋部长，这个问题不容讨论，货币是一国经济之命脉所在，先不谈**政府与华联之间的历史问题。就淡淡说经济上的改革，我方就非常不认同贵方的举动，金融高于工业，这不是一个好的举措，我倒是希望贵方能接受我们的经济规划建议。”
古月军同样也不曾丝毫妥协，华联目前已经进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取消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散漫模式，集中人力物力开拓对国家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关键性技术。
“古主席，你身为一个商人，应该也知道自由经济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货币体制的混乱对于双方的贸易不是一件好事，我方并非没有诚意，但还是希望你能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眼见谈判就要陷入僵局，宋子文也不再有所顾忌，直接开始用贸易利益进行威胁，毕竟目前**政府是华联的工业产品主要采购方，同时也是各种基础资源的供应方。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既是产品市场，优势原材料产地，对于处于生产体系上游的华联而言，如果能统一内部形势，还是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硬态度。
不过古月军也不上当，他知道对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当下也不着急：“宋部长，这件事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关于华元在华联的货币主导权这点无可置疑。而对于法币的购买力，却还是可以进行商议，不过还是必须通过产经联与贸易协会，这些事非我可以做主。”
**军对华联的主要需求是军火物资和粮食食品，还有大宗化肥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全都是刚性需求，不会受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
至于说拿这些东西相要挟，华联是一点也不畏惧，因为现在是**党在贸易领域上处于弱势地位，就算要谈条件，也是底气不足。
双方过去的主要模式是以华元作为结算标准，中央政府通过向华联出售各种资源来获得华元，然后再用这些华元作为资金主体，从华联内部采购**党所需要的产品和物资。
这自然就等于是事实上承认了华元在中国的主体地位，不过自1933年之后，这样的情况就不断改变。首先是华联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外贸易都是产经联统一规划，贸易协会只是在产经联指导之下的一个小部门罢了。
而另一方面，就是**党中央政权开始重视法币的金融主导地位，不断强调法币的流通性和权威性。
钟泱也乐得华元暂时在华联以外的统治区内失去主流货币的地位，虽然不能借此对其他地区进行财富掠夺，但同样也因此而使华联的内部金融变得更加安全和可控。
财富不仅仅是货币，而是对生产力的最终诠释，是产品总价值的直接体现。工业生产体系比金融更加重要，而计划经济体制同样也比自由经济体制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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