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冒风险搞那个什么稻田养鱼和建筑队呢？”
这个问题，徐君然回答了不知道多少个人，从严望嵩、杨维天到曹俊明等等。
现在，孙振国又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徐君然沉默了一分钟，然后抬起头，看着孙振国和孙静芸，平静的问道：“你们知道工分么？”
孙静芸一愣，看向自己的哥哥。
孙振国却是眉头一皱，苦笑着点点头：“我知道，看来你很了解农村的生活啊。”
徐君然淡淡的笑了笑：“我在这里长大，又怎么能不了解呢？”
所谓工分，起源于建国之后成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当然，这是华夏特色，只在华夏的农村存在。确切的说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而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
而工分值就是用来计算每个社员的劳动成果的数值，是劳动单位总产值除以人数后的平均值，之后再平摊到一年节假日除外的所有工作日当中，所得出的记名工价。
徐君然记得自己小时候，有句话很流行，常常听李家镇公司的老人念叨。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公社时期分配各种粮食、财物都要用工分这个大分母去分，所以农民才会把工分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要知道，他们的工分得来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社员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挣来的，但也有很多特殊社员，他们是不劳而获的。
这些不干活的社员，有时比干活的社员挣的工分还要高。不得不说。公社没剥削是完全骗人的，实际上，公社有多种副业存在。其中就包括机械修理、小工业、打井队、实验田等。在公社各行各业干活的社员，大都是从各个大小队抽调上来的能工巧匠。这些人给公社出力挣钱，他们的工分都要记在他们所在的小队上。
各大队的干部班子及民兵。小队会计、保管、红五员、军烈属、工属（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工人的家属）、五保等。他们一般都不参加劳动，年末小队统计工公分东西时，小队会计把社员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当时叫做“补助工分”。个别小队吃补助工分的人比实际干活的社员人数还要多。
年末分粮食、食物时，把社员干活挣的工分加上补助工分之和，去分配小队全年实际劳动成果，这个分母越大，分的东西越少。公社成立的前几年。一个劳动日为一个整工（10分），折合成钱的话能有八分钱。后来的情况最后的时候，干一天工能折合人民币两角到六角，个别很好的生产队，一个工能折合1块钱左右。
但问题是。随着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开始之后，农村一家少则三四口，多则七八口甚至十来口人，靠的就是在生产队挣的这点工分养家糊口。孩子上学、穿衣购物、油盐酱醋等一应开支均包含其中。绝大部分的家庭那时由于老小多，靠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根本不能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为了工分，农民吃不饱甚至饿着肚皮干活是常事。
孙振国在附近驻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当然知道这些事情。
他很快就明白过来，徐君然之所以做了这么多事情，不外乎就是希望能让乡亲们吃上饭而已。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该怎么办。”孙振国看向徐君然，点点头说道。
正在这个时候，病房的门被推开，孙宇轩走了进来，还是那么酷酷的样子，看见徐君然也没什么意外的，直接说道：“外面来了不少人，估计是江南省的领导。”
徐君然跟孙静芸和孙振国点点头，起身离开了病房，这个时候，他出现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徐书记，你在这儿呢，快过来！”
刚一出门，耳边就传来萧鸿桦的声音，徐君然一愣，转头看向他：“萧哥，怎么了？”
要是他没记错，萧鸿桦应该是陪着杨维天去市里了。
萧鸿桦此时满脸焦急，快步走到徐君然的面前，低声说道：“杨县长让我告诉你，省委领导这次是跟着金教授一起下来的。”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徐君然登时就愣住了，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个情节，周德亮竟然是跟金承佑一起来的！
“萧哥，怎么回事？你们昨天去市里看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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