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瑞德尔的解说，威妥玛明白英国远东舰队同中国海军相比力量虽然占优，但优势并不明显，面对中国船政水师的8艘主力巡洋舰和1艘铁甲舰，难保必胜。他想了想，说道，“将舰队集结起来吧！将军阁下！我需要您的舰队帮助我达成目的！”
“好吧。”瑞德尔说道，“不过，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来自英国的支援。”
“我会发电报给海军部，请求派遣舰队支援。”威妥玛满口答应下来，就在刚才，他已经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我有个建议，您也许可以考虑一下。”威妥玛对瑞德尔说道。
“是什么建议？”瑞德尔好奇的问道。
“我建议您给东印度舰队司令阁下发一封电报，希望他派遣一些战舰到中国来，参加一场军事演习。”威妥玛微笑着说道。
“好的。”瑞德尔立刻明白了威妥玛的意思，笑着点了点头。
1875年6月12日，接到电报的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吉莱特海军中将下令派遣铁甲舰“双足飞龙”号（排水量2794吨）和巡洋舰“科莫斯”号（排水量2418吨）、炮舰“斯威夫特”号（排水量1010吨）、“莉莉”号（排水量830吨）前往中国，参加“中国舰队”的海上军事演习。
在英国舰队集结期间，威妥玛故意在烟台和上海之前往来，并一再和瑞德尔会商武力要挟的细节。由于得到了东印度舰队的支持，瑞德尔建议远东舰队的旗舰“警醒”号铁甲舰暂不出动，因为如果这艘主力舰出动，可能会引起法国等其它列强的警觉，威妥玛表示了同意。在远东舰队的主力舰集结于上海之后，威妥玛便和瑞德尔一同乘坐军舰返回了天津，然后去了北京。在行前他便对李鸿章说：“我进京后，设有别国使臣出为调停，我不能准；唯照我的主意行事”，显示他的准备一意孤行的决心。面对骄横的威妥玛，李鸿章并没有反唇相讥，而是不同声色的将自己关于滇案的处理意见（其实是林义哲的方略）提交给了总理衙门。这时清政府仍想从清理滇案本身入手来缓和英国的压力，根据李鸿章的建议，于6月7日加派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去云南帮同查办滇案。
威妥玛于回北京后，交涉集中在优待公使、扩大各口通商特权及云南边界贸易三项要求上，但他首先仍在责问云南巡抚岑毓英的责任。以及关于遣使的上谕中“英国”二字未抬写这两件事上挑剔。关于优待公使一节，威妥玛要求：一、驻京公使随时觐见皇帝；二、近族王公与外使往来；三、禁地准外使游历；四、各部院大臣与外使往来。关于各口通商问题一节，威妥玛又要求：一、税单对于中外商人应一律有效；二、整顿厘税，租界内先禁抽厘；三、沿海、沿江、沿湖各地添开口岸；四、鸦片税收，各口应订定划一章程，由海关征收。关于云南边界贸易一节，威妥玛要求清政府饬令云南当局与印度或英使派去的官员共同议订章程。此外威妥玛又节外生枝，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严令各省对持照游历的外国人妥加保护。
面对威妥玛的勒索。已然心中有数的文祥愤而展开了反击，他首先对威妥玛就马嘉理遇害一事向中国进行“狮子大开口”般的要价表示了极度的愤慨，文祥说：“马嘉理不过一使馆通译，马氏之死。乃其咎由自取，贵公使却如此逼迫于中国，先索银价，又要增开口岸。强抽厘税，须知马氏乃借游历之名，行探测之实。本已有违公法，而贵公使强作名目勒索，而我副使于英伦被害，中国亦如此勒索于英国，可乎？”
面对文祥的反诘，威妥玛兀自强硬不休，他先是无赖的宣称“贵国副使遇害真相尚未查明，且与马嘉理死事无关”，坚持先前的勒索，而文祥则按照李鸿章提出的办法，开出了因刘锡鸿被害一事向英国方面实施“反勒索”的条件：一、按林义哲遇刺前例，英国赔偿中国50万两白银；二、中国提高关税进口税率；三、英国停止支持新疆阿古柏政权；四、英国退出缅甸，并不许再派人探测从印缅进入云南的路线。
文祥提出的反要求令威妥玛吃了一惊，他盛怒之下，坚决表示拒绝，而文祥也同样拒绝了威妥玛所提出的所有要求。威妥玛愤而离席，双方的第一轮谈判就此破裂。
威妥玛为了给清政府施加压力，气冲冲的又离开了北京，前往天津，并扬言要下旗回国，他满以为清政府可能会害怕，而派人拘留他，重开谈判，随料总理衙门却给他发了一封公函，称“马嘉理一案，总署不再过问”，想要谈判，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谈就可以了，而刘锡鸿被害一案则由中国驻伦敦公使郭嵩焘“专司处理”，负责和英国外交部直接交涉。
见到清政府毫不买帐，威妥玛怒极，他认为只有使用军事手段才可以压服中国，于是便到了天津，等候舰队的集结，以便用“军事演习”来展示英国的强大武力，逼迫中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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