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大爆发时代。第一次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洛阳），东周春秋时代开启；终结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西周灭亡战国时代结束。这五百四十九年中，璀璨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华夏独领世界风骚一千八百年的辉煌。
第二次思想大爆发，始于王阳明公建立心学，发展于李贽先生《焚书》、《续焚书》、《藏书》三书盛行，终结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桂王在昆明死难。这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明朝思想家几乎以一己之力，彻底颠覆儒家的统治地位，开创华夏思想的新局面。
但，一切终究成了幻梦。第二次思想大爆发的失败，让华夏承受了近三百年的最深重苦难。当一头雄狮轰然倒塌之时，必定面对往日臣服者的疯狂报复。短短的不到二百八十八年时间里，华夏遭到了历史最无情的惩罚。太祖名言，吾一直不敢忘：落后，就要挨打！！！
朱由校现在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耳光。范永斗，这个民间非著名卖国商人，如今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正神气活现的教训家丁。朱由校却不能动其一丝一毫，那怕他现在的身份，是传说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上。
杀掉范永斗很容易，只需给猛如虎一个暗示，这个拥有强烈杀富济贫思维的好汉，保准把范永斗撕成无数碎片。可如此一来，大同的商贸必然遭到沉重打击，一旦商人大规模撤离，原本富庶的山西顷刻间就会变成人间地狱。明朝政府本就摇摇欲坠的国家信用，会瞬间崩塌。
到时候谁来承担如此责任，又是皇上背锅？已经几乎沦为大臣玩偶的皇上，能背的动？一旦山西陷入困顿，带来的直接影响会比陷入战乱的西南更为严重。朱由校不敢想象，山西陷入混乱之后，与之毗邻的河北、河南、陕西还有草原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范永斗趾高气扬的样子，似乎在额头上刻了几个数字：00544…
…………………………………………………………………………………………
华夏历史上，商人的身份几乎就一直与贱民二字挂钩。似乎商人就是任由官府盘剥的对象，民间或者官方文献上，也有诸多类似记载，可问题是，你信吗？两次思想大爆发的时代，都是巨富豪商上演风云际会的时刻，这难道是巧合？
一个富豪的诞生，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豪强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豪强会进化成为门阀。门阀之间通过姻亲关系，结为更紧密的利益体，最终形成一股足以颠覆国体的力量。这便是富可敌国的真正含义，这股力量，岂是用‘重农抑商’就能解决的？
管仲曾说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早已揭示出，商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秦朝以前，诸侯国之间强大的商业网就已经形成。那怕战事再激烈，各国之间的贸易也从未中断。当时的巨富豪商，社会地位根本不在士子之下。许多商人，甚至是诸侯王的座上宾客，颇受尊敬。
而官府民间也从未有过，憎恨商人这种奇怪的想法，因为身处乱世的他们，懂得“商”字的真正含义，资源配置。在乱世之中，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掌握了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很多富豪实际都带有浓厚的政府背景，称其为红顶商人一点不足为过。
商人不仅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夏统一的进程。其中把皇帝当成货物，插上草标售卖的吕不韦，成为商人之中难以逾越的典范人物。而和西施在胭脂湖高调秀恩爱撒狗粮的范蠡，更是被尊称为商圣陶朱公。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也就此为全国商业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在西汉之前，华夏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过，刻意打压商人这一愚蠢的举动。那商人历史上的恶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商人地位超然身份重要，所以根本不受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人敢约束他们，加上他们敛财的本领实在太过强悍，这让没有念过哈佛MBA的各位统治者很是头疼。却又只能对着天天吃香喝辣的商人干瞪眼。
眼看着商人，从本就不发达的商业体系中，大把大把的捞银子，而统治者竟然只能盼望百姓多生儿子，从而收取人头税。试问哪个皇上能咽下这口恶气，可咽不下也得咽。因为光眼红的是没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别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国！！
但这个时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们，官员们，我今天高调宣布，大秦帝国成立了，大家热烈鼓掌。”这时，影响了华夏其后数千年历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于是随后不久，文人带着一身耀眼的光环，隆重登场。
华夏历史自古以来的农税政策，让统治集团更喜欢人员固定而厌恶人员流动，商人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受统治者喜欢。
商人精明的头脑，见风使舵的能力和冒险的本质，更让其难以接受长期人为盘剥，相比之下，头脑简单，喜欢稳定生活并拥有极强灾难承受力的农民，自然就是统治者的最爱。
当然，最早是那位学者发现了这一秘密，现在已经不可考。但这人绝对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为，汉武帝随后会丢一个随机红包出来，文人恰好独占了这个红包。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
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国家纳税人口迅速减少。
大地主强大的避税能力，使得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纳税人口的急剧缩小，使得国库进一步空虚，国家粮库没多久又空了，边境此时告急，不得已之下，汉朝政府只好开征6%的财产税。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