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仙，你有确凿根据吗？”曾国藩转过脸，道：“有证据的话，我这就去找江西巡抚文俊，将这帮不法之徒都抓起来杀掉。”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种事他们怎么会留下证据呢？打死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苦于没有证据，曾国藩很愤怒，但是让他更愤怒的还在后面生的事：为了筹军饷，在刑部侍郎黄赞汤的帮助下，曾国藩又向朝廷申请了一千张空白部照（执照），用来“捐生”。也就是说，当时清代如果一个人读书不行，但是家里有钱，那就可以捐一个出身，这就叫捐生。办理捐生成功，朝廷会一个执照。这种执照，江西的省级政府也有的，具有同等效力。
文俊到了江西之后，江西一些地方官竟然不承认湘军出来的执照，说是假的，甚至在验看执照的时候，派官兵将执照撕毁，这么一来，大家便传开来，说湘军那个执照要不得，不要把钱捐给湘军，不要捐给曾国藩。这么一来，就败坏了湘军的名声，也断了湘军的财源。
而设卡收厘金，也正如曾纪泽所说，是涸泽而渔的手段。加上地方官也加收厘金，到江西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厘金也越来越少，湘勇的饷银也越来越少。
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亲自从南康赶赴南昌去见江西巡抚文俊，找他谈谈。一见面，曾国藩就怒了，提醒文俊说：“湘勇奉朝廷之命在江西清剿长毛，曾某也是奉了皇上的命令，在赣督办军务，如若没有粮饷，坏了朝廷大事，文大人可别忘了江西前任巡抚陈启迈的下场。”
见曾国藩怒气冲冲的样子，话也说到了威胁的份上，江西巡抚文俊一脸无奈，皮笑肉不笑地对曾国藩诉苦，说：“曾大人，实在不是文某像陈启迈那样事事针对湘勇，我对曾大人的为人和能力，佩服有加。但每一个朝廷官员，各方职责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文某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江西巡抚不能仅为了湘军，而去破坏一省的财政调度，江西也实在拿不出太多资源去支援湘勇。拨付足额的军饷，非文某不愿也，势有所不能也。江西省本就受了长毛很大的侵扰，难民需要安置，城守需要加固，而各府各县财政吃紧，本省训练军队所需经费也不少。作为一个巡抚，面对这么个烂摊子，文某早已焦头烂额，如若不是皇恩浩荡，文某人早就不愿在这个位子上烦心劳力了。”
文俊这一番话，竟然说得曾国藩哑口无言，他只好让文俊赶紧想办法给湘勇筹钱。
文俊也表面上痛快答应了，说十日之内，必送一万两银子到南康的湘军大营，但“下不为例”。
曾国藩只好就此回了南康，在书房中闷闷不乐。
那晚，曾纪泽前来问安，见父亲又愁眉苦脸，问清了缘由，说：“有些话，孩儿就直言不讳吧！不对的地方，请父亲切勿怪罪。”
曾国藩最近对曾纪泽很是欣赏，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说：“纪泽，旁观者清，但说无妨。”
曾纪泽说：“石达开确实是个大将之才，他这次虚晃一枪，进攻南康，结果三万大军全部从安徽安全撤退了，我估计江南大营会岌岌可危。父亲以后对他要多加防范。”
曾国藩点点头，说：“石逆用兵，确实叵测。我们湘勇已经吃过不少亏。”
“对付这样强劲的对手，我们必须和地方官员同心协力。”曾纪泽又说：“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还是要联络好江西的地方文武官员，当妥协处则妥协。孩儿最近读史记，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道德的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如果只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则一事难成！我看如父亲一样不求名利的道德君子，天下少有，我们不能苛求其他官员也和你一样，这样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你说的两点确有道理，不过湘军自成立以来，就以捍卫孔孟的仁义道德为己任，如果我们妥协，我们拿什么来安身立命？”曾国藩想起江西局面的困危，说：“让为父再安静想想。”
“父亲大人深思。”曾纪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两万湘勇没有足够的军饷，别说攻下九江，就是在江西自保也会成问题。孩儿最近读《道德经》，总是在想，人心叵测，其实还是利益作怪，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有自己的宗族，自私恐怕是人的本性。如果天下人先讲合法的利益，再讲道德，未必会天下大乱。”
曾国藩的思想，还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他对曾纪泽的这番话大为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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