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的一个傍晚，孙齐圣第一次见到了陶小霜。
那一天刚下完一场小雪，到傍晚时，天气是格外的冷。
孙爷爷把桌面大小的面板扛到灶坡间，往板桌上一放，现做了他最拿手的手擀热汤面。盛面用的是儿子捎回来的景德镇金花碗，两大一小，碗底都卧上了小青菜，热面出锅时还浇上一勺浓浓的肉臊子。
仰着脖子把热滚滚的面汤一饮而尽后，孙齐圣叫上‘二师兄’朱大友和‘沙和尚’庄沙，为捍卫自己‘孙大圣’的外号发动了一场小战役——老爱在背后叫他‘孙小圣’的王立男抱头服了软，哭着冲他喊了三声‘孙大圣’。
大胜归来，孙齐圣和庄沙、朱大友一起上了自家的天台，偷偷喝酒庆功。
相邻天台上，把头挤在木栏杆的缝隙里，正试图寻找川沙在哪里的陶小霜隔着山墙和三个小醉鬼来了个面对面。
然后，孙齐圣就看到一个白白小小裹得好像一个球似的小囡冲下了天台。因为裹了件枣红色的花棉袄，那小囡的背影看上去特别像沾满红豆沙的糯米团子。
紧接着，徐阿婆和王立男的妈妈先后脚地敲响了孙家的大门。知道大孙子不仅打了人，事后还喝酒庆祝，正忙着为小孙子热牛奶的孙奶奶气得怒喝道：“这就是土匪呀！孙大柱，赶紧去晒台——把那猴精给我揪下来！”
当晚，被孙爷爷暴打一顿屁股的孙齐圣把三笔帐记下了。
第一笔帐，敢回家告状的王立男得再揍一顿。
第二笔帐，得把酒量喝出来——要不是喝醉了，自己早跑到庄沙家去了，爷爷才逮不到人呢。
第三笔帐，隔壁程家的糯米团子，我孙大圣记住你呢！
那时，陶小霜刚到二舅家，心里特别难过，连午睡时都会梦见陶奶奶；6岁的小囡已经会看人眼色了，想哭的时候都会躲到天台上去。于是，暗暗观察‘敌情’的孙齐圣真是开了眼界——这糯米团子是水做的吧？
已经哭成这样了就没必要揍了吧，这样想着的孙齐圣一溜烟跑去了隔壁的石库门。
当时，陶小霜正坐在后天井看小人书，孙齐圣冲过去，朝她喊道：“听着！糯米、不、陶小霜，你叫我一声孙大圣，就算你没事了！”
“啊……孙大圣，你好，我叫陶小霜。”作为一个还没见过小赤佬的好小囡，陶小霜十分淡定地做了自我介绍。
孙齐圣在自己的小账本上划去了陶小霜的名字，满意地走了，而陶小霜则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有了一个错误的美好印象：隔壁住的小男孩叫孙大圣，想要和自己做朋友呢！
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即使很不情愿，作为一个7岁的适龄儿童，孙齐圣还是背上孙爷爷缝制的书包，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一年级小学生。
不过，作为弄堂里的常胜将军，比起上学来，孙齐圣更热衷于逗猫惹狗，不、是‘南征北讨’；所以作业本什么的，他是从不带回家的。于是，战无不胜的孙大圣上学不到一星期，带着一打空白作业本的班主任老师就上门来家访了。
同一时间，陶小霜在学校里每天都能得小红花。
按照班主任的建议，孙奶奶找到了徐阿婆。两个奶奶一商量，发现两家一个有不爱做作业的大孙子，一个有爱哭内向的外孙女，完全可以互帮互助——第二天晚饭后，在孙家的小客堂间里，一个课外学习班宣布成立了，成员就两个，孙家大圣和陶家小霜。
对摩拳擦掌、正准备往洪阳街‘进发’的西游三人组来说，课外学习班的开班意味着他们要失去不少宝贵的作战时间。
为了帮助孙大圣逃出学习班的五指山，‘二师兄’朱大友提议吓吓陶小霜让学习班自动解散，‘沙和尚’庄沙则贡献出自己的作业本。
一想到那个特别能哭的糯米团子，对于朱大友出的馊主意，孙齐圣立刻就摇了头；至于抄庄沙的作业，抄过一次后，孙齐圣发现自己做似乎还快一点。
就这样，有了课外学习班的孙齐圣开始做作业了；那个学期末，他轻松考了个双百分。卷子拿回家，被爷爷奶奶和里弄里的阿婆阿爷好一通夸后，孙齐圣惊奇地发现一件事：他和‘敌军’大战时，即使有时被大人们逮住了，他也总能得到无罪释放，而‘二师兄’和‘沙和尚’就要看运气了！
孙齐圣由此领悟出一个道理：大人是不看你的拳头硬不硬的，他们看的是你的名头硬不硬!
从此，西游三人组将此真理学以致用。于是几年后，孙大圣和朱大友、庄沙成了附近几条街上有名的刺头，却很少有人叫他们小流氓、小阿飞——毕竟三人学习成绩好，篮球打得好，打架打得好，也算是另类的‘三好’学生。
课外学习班仍在继续，程家的三个小鬼头和孙齐圣的弟弟孙佰岁在上小学后也纷纷加入。这时，学习班的另一个‘元老’陶小霜早已从常哭得惨兮兮的糯米团子长成了一个爱笑的白肤少女。
孙齐圣和两个好兄弟天天上学、打球偶尔还打架的的惬意日子在1966年截然而止了。托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福，西游三人组分钱不花地去了趟首都。
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并不影响上海伢子们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的大小胡同里转悠。躺在临时招待所的大通铺上，当朱大友和庄沙热烈讨论老北京城和上海的外滩哪个更气派时，一种莫名的冲动像火一样在孙齐圣的心中燃烧起来；即使是朱大友和庄沙‘你疯了吧！’的劝阻，也丝毫没能浇灭这火焰。
于是，当南下的红卫兵们喊着‘一！二！三！’，拼命想挤上去上海的火车时，孙齐圣却跳下站台，跑过铁轨，爬上了站台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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