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星沿途当然并没有动用驿传，他无力，当然更无心用国家的公器来使自己的旅途更舒服一些。此次回乡，可以说是他自己找的，对张居正政见的不赞同，是他毅然上疏再辞官的原动力。
张居正的很多革新，他认为本质是好的，而且比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的变法要更成功一些……毫无疑问，大到条鞭法和丁役折银，还有清理田亩，都是帝王才能为之的大事业，一般的大臣根本无能为力，张居正做到了，石星深深拜服。
而边境之安，府库之充实，也是嘉靖和隆庆年间没法比的，中兴之气象，就在于此。
至于小到驿传之类的士大夫眼中的小节，张居正也是久抓不放，并不曾松懈过。
论起这些事迹，石星也是深深佩服，知道张居正乃大明第一贤相。
但盛世尚有隐忧，何况这所谓的“中兴”呢？
石星所诟病的，就是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内的诸法，虽有遏止勋贵之用，但考成法下，最受盘苛压榨之苦的，还是那些升斗小民。
官绅大户，总有办法将危机转嫁，而地方官深知张居正等在朝中枢大佬的喜好，拼命逼压，以求完粮完税，原本地方上七成左右就可完税，现在非得到九成不可，这其中固然是大户士绅之家也略有损伤，但伤筋动骨的，还是那些最为普通的小民。
考成法下，官吏以此法为最重要之事，只求完成任务，催科之下，不知道是有多少血泪藏于其中。
其余诸法，也是因人成事，石星不觉得张居正以私人为大吏，书信为法度的办法可以维持多久，无非还是人亡政息。
这些想法，他与惟功坦率的谈过，也与其余的同僚谈起过，但大多的人还是以现在政治比早年清明，刑狱比以前公平，驿传复苏，府库充盈来反驳于他，而石星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将郁闷深藏于心，只是公然表示与江陵相国政见完全不同，得了一个拗书生的评价，官场的前途，就是更加黯淡了。
只有张惟功在与他交谈时，惊异于石星的想法，也是对张居正近年权势越来越大，令行禁止，无有约束隐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若非如此，石星这种耿介的脾气，惟功想与他接近结交，也还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在朝在野，与石星相同或不同，理由不一，但大体多是张居正的独断专行和带来的副面作用使不少人头脑更加清醒，这些人虽然并没有强大的势力，但潜伏于朝野之间，在张居正死后，在几个有心人的带领之下，还有万历的报复心之下，终于将张居正的改革不分良莠，冲击洗涮的干干净净，这是历史的悲剧，而身处其中的人，在大潮到来的时候，其实倒是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了。
“我是可以安然回乡，再无隐忧，江陵虽然心胸越来越狭隘，不过我主动辞官，萧然离京，他好歹还要看少国公的面子，不会再为难于我了……”
家乡县境在望，石星却是有些近乡情怯了。
这年头培养一个秀才都要举族之力，想出一个举人，可能是一个家族穷尽三代之功，能出一个进士，更是使一个家族飞黄腾达，转变机运的唯一机会。
石星为举人之后，他的族居之地就竖起了一个牌坊，成为进士，再加竖一座，原本乡人是想他成为尚书再加一座，入阁则又可加一座，将来加保、傅，再加一座，这样石家族居之地，外人进入之时，首先就是要跨过那高耸入云的牌坊，一座接着一座，就算是知县入内，也要下轿步行，表示尊敬。
这是当年的野心了……经过自己那举人和进士两座牌坊之后，石星看到一片低矮的村落群，无声的叹了口气。
他当官一直是为京官，京官清苦，加上张居正这几年在优免田和力役上管理甚严，石星的官位，只能荫庇六个族人不纳税，免税的田地只有数十亩，这么一点好处，也就勉强够维持族学所用，能叫族人可以继续叫子弟读书，做为当年被全族供养一路读书高中的石星，虽然对免优免这个政策没有不满，但心底里的遗憾也是不可避免了。
而且他知道，江南一带士绅的势力根深蒂固，优免和投充、诡寄、飞洒等名目繁多的逃税方法仍然大行其道，地方官能力有限，一个知县和几个幕僚怎么可能与整个地方对抗？考成法下，无非是把更多的负担和压力转嫁到普通的农民身上，就算这样，士绅集团都是大为不满呢。
石家这里，毕竟是乡里本份人家，虽然对石星当官后整个家族的境遇未能有根本性的转变而失望，但毕竟石星是家族的荣耀，石星刚刚到了族居村落的村口，就是有几个堂兄弟看到了他，大呼小叫的迎了过来。
接着是族长等长辈闻信赶来，听说石星辞官，这些族人脸上神色当然有明显的失望之色，但他们尊敬石星这样的读书人，并不敢多说什么，在族人的簇拥之下，石星先至祠堂，拜祭了祖宗之后，这才赶往自己的居处。
他的家原本是寻常小院，正屋是三间瓦舍，两边都是茅草搭成的草屋，当官多年后，不曾有钱取家小入京，好歹也将家中的这小院重修了一下，十一间房舍都改成了瓦房，光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已经使石星在京城还背了债，这一次离京，还是几个知交好友凑的钱，不然的话，连路费都很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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