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右倾的帽子，我一下由人人喜爱的香饽饽变成了令人讨厌的霉饽饽。我回到华亭镇，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已经不在生产队食堂烧锅了。因为这时已经不烧干饭了，改为餐餐煮粥了。煮粥谁不会呀？炊事员偷饭吃，成了公开的秘密。半饥半饱的妇女们，吵着要去烧锅，所以又轮班烧锅了。听说有的生产队，一些妇女不惜出卖**，去贿赂生产队长，为的是进食堂烧锅。据说二杆子凭此把邰桥的妇女都睡了。
我成了无业游民。吃饭成了问题。我不是程家庄的人，我不能去那吃大锅饭。好在母亲有办法。她带着我去挖白草根，白草根一排排，白白的，远看上去真像白米饭。母亲把白草根和老鼠肉、麻雀肉放蒸笼里蒸熟了，给我当饭吃。母亲不再养猪了，生产队的猪有的得猪瘟死了，有的被杀死了，现在生产队一头猪也没了。这些母亲早先储备的猪饲料，填饱了我的肚子。感谢除“四害”！感谢母亲寸物寸用的思想！可白草根不扛饿，老鼠肉、麻雀肉是有限的，我得去上班。我去找立群舅舅。立群舅舅这时也不说欢迎我了，他也做不了主了。现在每个单位粮食供应都很紧张。谁都不愿再增加一张吃饭的嘴。“粮食去哪儿了？”我问立群舅舅。他笑了笑说：“都放卫星，升天了呗。”我不解：“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粮食大丰收呀。怎么回事呢？”立群附在我耳边小声地对我说：“下面的干部为了政绩和乌纱帽虚报产量，粮食大多交了公粮，入了国库了，都换外汇去了，支援兄弟国家去了。唉，上面的出发点是好的，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可定的指标过高。下面的一些人只想着自己的政绩和乌纱帽，一味迎合上面的意图，弄虚作假。这些人自以为领会了上级的意图，他们没有真正领会**高层领导的意图啊。中央是想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呀！唉！”
唉！我怎么办呢？我这一小舟该驶往何处呢？我现在明白徐老师他不是杞人忧天了。
我姐也为我着急。她领着我去找了李走区长。
李走区长这时娶了丁咸基的堂嫂。他堂嫂原是丁家的童养媳，解放后鼓励妇女离婚。堂嫂徐氏跟堂哥离了婚。徐氏积极追随李走区长，投身革命工作，对李走嘘寒问暖。我姐跟丁咸基结婚后，李走接纳了徐氏。徐氏这时有了大名叫徐红霞，当上了公社的妇女主任，风光得很。
区长这时好比是太后，并不临朝执政。但还是有话语权的。公社的干部们都尊敬地称李走为“老首长”。李走已经发福，样子更加威猛。没有具体工作的他到处巡视，成了乡间调解员。哪里出了纠纷就请他去主持公正。谁是谁非，他秉公评判，令人信服。哪家吵嘴了，他不请自到，义务调解，化解矛盾，或把双方都臭骂一顿，令人敬畏。
我姐跟李走说了我的情况。李走沉思了一会，说：“我有个战友在丹阳湖渔业大队当书记，那个地方有些偏僻，但不愁饿肚子，那里的鱼尽着吃。你愿不愿去呢？”能有的吃就好。我赶忙点着头说：“我愿，我愿。”
我有了着落，母亲放下心来。她对李走很是感激，说：“李走区长真是好人啊。唉，你姐没那个命。”她把家里的布票、肉票、糖票都送给了徐红霞，感谢李走对我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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