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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也是洋务派，李鸿章的心腹，他当了山东巡抚一年来，还是办了许多洋务派该办的事情的，比如原先袁世凯做的山东大学一事，周馥也给办了。
周馥同样是用文会书院的班底，组建了一所新的大学，聘请了几个美国教师，上个月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学生，一百人的规模，这第一批学员，基本上都是经人推荐，其中有周馥的子侄，袁世凯的子侄等人。还有各地洋务派官员推荐的学生，许多都是旧书生，基本上都有一个秀才功名在身的。
很显然这所山东大学带着浓浓的洋务派味道，准确来讲，是淮派体系。
很显然将来从这所大学出去的学生，也将一个个走向仕途，接过周馥、袁世凯的枪，继续向前冲。
除了这所大学，周馥还筹办了十所小学，和一个预科学校。小学不用说了，就是小学，预科学校呢，其实就是帮旧文人学习科技知识，让他们能够达到大学的学习能力，然后升入大学。
所以这个预科可以说就是后世的高中，但是跟高中不同的是，预科毕业可不用高考，直接进入大学的。当然预科也是要考试的，自己进行考试，通过之后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因此这个有点后世自主招生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这都是学习盛宣怀的，盛宣怀在南洋公学也搞的是这一套，在没有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备教育体系的时候，你也只能这么搞。
至于其他的洋务派作为，周馥倒是没有了，像张之洞那样大修铁路他没有做，因为在山东修铁路，德国人比他更积极，至于建汉阳铁厂那种洋务企业，周馥则没有能力，山东不比湖广，山东在这个时代可是一个穷省，人多地少，百姓极为穷困，否则义和团也就不会率先从山东爆发了。
但是对于办企业，周馥也没有排斥的想法，他只是没钱，又不想像盛宣怀那样借洋款，因为周馥跟盛宣怀不一样，他认为借洋款是饮鸩止渴，盛宣怀就因为借了日本人的贷款，结果汉阳铁厂处处受制于日本人，自己名下的铁矿，却不能把优良矿石供应铁厂，反而全都送到日本的八幡制铁所。
盛宣怀未必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对比一下盛宣怀和周馥两人的履历就能发现这两人的不同，两人曾经都当过上海海关道，周馥当了八年，盛宣怀只当了两年，周馥死的时候，只给家里留下了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产田，而盛宣怀留下了两千多万两，据说他仅仅在海关道期间就捞了五百多万两，在上海购买了大量的地产。
有人可能还以为盛宣怀赚钱能力强，周馥是旧文人不懂得经营所致。但是在同治年间看看盛宣怀在烟台负责打捞沉没的贡船，结果只上交了一部分贡品，私扣了相当一部分。事发之后，他的谋士给他写了一个折子，上奏朝廷，说烟台民贫，希望将新打捞上来的贡品办一座益民药局，将私扣的贡品变成了刚打捞上来，没有来得及上报的。这个药局就是广仁药铺。
李鸿章评价周馥不贪财，但是能捞二十万两，不能说明他不贪财，只能说他不是很贪，同时证明他没有盛宣怀那么心黑胆肥。
盛宣怀之所以一次一次借洋款，尤其是这次粤汉铁路一事，不顾三省华商的反对，也要借美国的贷款，如果说没有好处鬼才信，日本的借款就更是这样了。后来朝廷要收回四川人手里的铁路股份，却不给四川人退款的时候，四川人兴起保路运动，盛宣怀第一时间就让军队镇压，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第一个就跑到了日本，他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
周馥没有盛宣怀那么心黑，他不想因为私利，而至国家于不利，他不肯损公肥私而已。只能说盛宣怀和周馥都是中国传统的官员，不过盛宣怀是那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家伙，而周馥多少还有点为国为民的士大夫情怀。
杨潮始终认为，中国的士大夫精神，跟西方的贵族精神一样，都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君子如玉，这些人是真正的玉。而盛宣怀这种人物，跟儒家文化没有关系，他们是投机分子。同样的圣贤书读出来不一样的人，只能说是他们自己选的，就向马腾飞遭遇了那么多苦难，他选择看到社会对他好的，因此他是一个心里有良知的人。
至于反孔，那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之争，跟儒家本身的好坏没有关系，孔孟教人做事的原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谁他玛能看出来是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
杨潮觉得，唯一的错误在于，将儒家思想拿来治国了，这是一套修身养性，自我修养的哲学，你拿他来治国不出错才怪，所以自从秦代之后，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说道治国，那还得玩法家，虽然秦法确实严苛了些，修改法律就行了，不至于连法律运行的整个社会制度都改变啊，这是典型的矫枉过正因噎废食。
说回周馥，他不愿意借洋款敛财，但是该做的事情还得做，于是办学是他最拿手的，而且惠而不费，每年招募几百上千个学生能花多少钱？哪里有往汉阳铁厂那黑窟窿里扔的多。除了办学，他还奏请朝廷，开放了济南和周村两个商埠，周馥的目的是抵制德国人的青岛，他希望济南和周村能把青岛竞争下去。这就是后世中国海南大开发一样，是想把台湾比下去一样天真。
事实上，开放更多的商埠，德国人巴不得呢。
抱着这种思想，杨潮扩建烟台，还有修建铁路，是得到周馥大力支持的。
这次杨潮办厂，周馥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他只提了一条要求，那就是不要借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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