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天下，春耕秋战，人如草芥，落叶一样凋零在秋日了。
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可以搞商业城邦，它国家就是个城，有外部市场。
大一统的中国什么体量，哪有外部市场，对外贸易那点量不值一提，商业大兴没有任何意义，再大的供给也是内部消化，只会加大奢侈，加大兼并，弱化民风。
金山银海做什么用？一万亿吨白银给你了，你准备怎么花？工业革命之前，外部连可以买的东西都没有。
丝绸之路对大唐是好事么？
明朝中后期白银净流入越来越大，是好事？除了融成鬼见愁放在地窖，除了加大通货膨胀，加速农民破产与土地兼并的速度，加大奢侈弱化民风，这些白银，可以做什么用？
货币是金银的时候，它就几乎毫无价值，以货易货多出来的一个方式，它连货都不是，信仰一个方式？
狂热的积攒一个方式？
中华先贤对这个没兴趣，农耕时代的古中国，谁对这个有兴趣，谁就会灭亡。
中国文明在古代之所以璀璨，是因为这套文明可以有效压制需求与争，儒家文化圈就是这么来的，周围势力仰慕你的文明，才希望跟你一样，这是农耕时代最好的意识-形态。
农耕时代的中国超级文明内核，在整个农耕时代的已知世界都是无敌的。所有被中国文明波及到的地方，任何碎片化文明全部被吞噬，周边区域文明只会被中国文明逐步影响，越来越像中国，而不会相反。
工业阶段出了问题，中国文明的内敛，讲求不争，不鼓励需求的方式，被早一步进化到工业化思维的外来文明击败，百年国耻就是这么来的，不是枪炮不如人，是人类已经进入到工业阶段了。
自己文明统治的方法论没有与时俱进，不用怨别人，享福时间太长了，被能吃苦的打了是应该的。
那为何后来中国人又站起来了呢，士之精神难道不落后么？
士之精神是所有现存强大民族都具备的共性，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也不缺这个，战斗民族是伏特加狂战士不提，阿拉伯人也挺勇敢，主要人是农业国，手里没刀片，除了用针扎你，玩别的钢不够，但精神可嘉。
我条件不如你，但我不屈服，没这种精神，嫌贫爱富，谄高欺低，它哪来的文明内核，那不就是沙子么，风一吹就没了！
但不光是士之精神的事，士之精神是古中国本来就具备的精神，大一统后越来越不合时宜就被逐渐改造了，不然科举搞个以士之精神取士，保管看不见寻章摘句的酸秀才，全是士气昂扬的赳赳雄士，但那要做好战乱四起的准备，不能光看见利看不到弊。
讲求争的天下，社会流动思想变化很快，下克上是常态，日本老百姓那么能忍都受不了，武士意志养成讲究刀不虚出，出鞘就要见血，不伤人就要伤己，砍老百姓都是白砍。春秋战国跟欧洲诸邦同样打成一团，造小人还没死的快，并不适合大一统。
虎狼当世，非百姓之福，说透了就是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弱者被欺负都没地儿喊冤去。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采取儒皮法骨的手段压制需求，不鼓励争是对的，是与时代非常契合的意识-形态培养与管控手段。不能只看到卫霍之功，武帝之猛，看不到汉末的杀人盈野，血流漂杵，群雄逐鹿的结果就是人口降到几百万，跟着就是五胡乱华，晋亡天下。唐的藩镇，最后害的还是最广大的老百姓。
鼓励争的天下是英雄逐鹿之所，却也是百姓埋骨之地。
所有改造了士之精神，充实了百家学说，对中华文明贡献出自己思想的那些能人异士，不管他们造历史的假也好，忽悠老百姓也罢，总归是怀着公心做了大功德的，事实证明这套意识-形态，在农耕时代确实是领先世界的。
黄老没错，孔孟没错，荀子伟大，李斯焚书与董仲舒尊儒都没错，百家也好，儒家也罢，中华先贤绝不迂腐，是领先时代的。错的是后人故步自封，整天孔子曰孟子云，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里不知世界已变，还在不知死活的夜郎自大。遇挫反而怪老祖宗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中华先贤能够领先世界千年已经仁至义尽了。
中国之所以后来站起来了，一是士之精神觉醒，因为大争之世又降临了，炎黄血脉之中的古老印记开始复苏。
二是文明内核开始注入了新的元素，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种组织能力超强，动员力强悍无比的制度，一种集体主义思想，长短板都非常突出，但就是适应大工业时代，一种资本主义世界最恐惧的国家级大工业制度，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民主自由人权乱七八糟的。
强调集体主义的制度是强调个人自由主义制度的天敌，是方法论架构上的争论，不是表象上的争论。
集体主义不是抽象的，德国有部《浪潮》的电影就浅浅的提了一下，最后再反转成政治正确了，不过该讲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已经稍稍讲了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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