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军事对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却并不意味着平衡，意味着相安无事。
对于拥有强大水师的明军来说，不必沿江处处布防，只要有战船游戈，再在几个要点驻扎重兵，便足以遏制清军渡江来攻的危险。
而清军则因为明军可以利用水师之利，灵活选择渡江攻袭的地点，而变得难以防守。再者，现在的明军与当年是大不相同的，从上到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充满了进攻的**，可不会让清军安宁。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势，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采取重点防守。仿效对付沿海袭扰，清军在近江地带实施了迁界，形成一段真空的无人区，将兵力屯驻于几个要点。
第一重点地区便是荆襄，清军以南阳为前线，洛阳为后基，防备明军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关加强城防，扼湖陕边界要隘，与河南清军呼应，对荆襄地带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第二重点地区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以孝感为前线，以信阳为大本营，西防荆襄，南防武昌。
第三驻扎重兵的地区在合肥，这里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首府。
第四重点地区在淮安，这里邻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于此，一来可以阻遏以崇明岛为基的明军攻掠，二来也防备明军由运河北上。
长江已失，黄河便是清军依靠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清廷还不死心，屯兵于长江黄河之间，以求一逞。只是——
“龙失大海啊！”鳌拜坐在椅中，望着墙上的地图。叹息出声。
陆地争雄，骑射无敌。这本是八旗的优势，也是其赖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现在看来，没有得力的水师，整个战局便不免顾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军有强大的水师。严重威胁着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的要地。这里是必须驻兵严防死守的，至于山东、直隶沿海，也只能用迁界的方式予以凑合了。
所以，对峙是表面的，是暂时的。明军不断地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保持着士气，训练着新兵，熟悉着战阵。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攻击点。
“兵部已调施琅入京，他熟悉水战，于操练水师亦有心得，或有解决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劝慰般地说道。
“汉人终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鳌拜哼了一声，心说：什么解决之道，不外乎造战船、练水兵。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何而来？再者，耗时费力。恐怕也是缓不济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辅臣剩下了三个，鳌拜稳稳地居于首位，位高权重，几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语而决。
“祖泽溥奏报：胶东地区人心浮躁，有流言称明军要登陆反攻，颇有些草莽之辈欲要作乱。”苏克萨哈沉声说道：“山东近直隶，不可不防啊！”
山东的骚动当然有明军大胜、光复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还有沿海迁界扩大所造成的混乱。当然也有于七等人的动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于山东的府县，以胶东的登莱等沿海地区最为不安。因为有传言说明军人数超过十万，兵锋直指山东，并打算以山东为跳板直扑北京——这种说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为北京方面普遍认为明军既然具有水师的优势，在山东登陆作战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样更能威胁京师。
从山东到京师，明军舍舟师之长，与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战，显然并不合乎常理。
山东方面当然也知道“南舟北马”的道理，不过事关山东各级官员的乌纱帽和性命，他们依旧高度紧张。清廷则认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细作和间谍在山东渗透，鼓动起一些乱民起事，以策应明军在其他重点地区的攻势。
“祖泽溥的督标便有一千人马，要是还对付不了几个山贼草寇，那他这个总督也就不用当了。”鳌拜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道：“要说人心浮躁，哪里没有，大惊小怪，被吓破了胆吧？”
漕运一断，粮米飞涨。虽然小冰河期正在转暖，但还远未恢复正常。北方与南方相比，农业种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战事正紧，征兵抓伕，又使从事农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满清的财力、物力，越来越难以与明朝相抗衡。
吃不饱、穿不暖，连食盐也因为迁海也开始短缺。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鳌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苏克萨哈一提，更是让他心烦。关键是他们想不出办法。明朝能从海外进口粮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动，他们现在就是有此意，也无法实现了。
不提明朝水师的强大，单说形势，也没有哪个国家敢靠清廷的边儿。连蒙古诸部都敢阴奉阳违，观望风色者多，出力襄助者少，就更不要说本来就瞧不起满清的朝鲜、倭国等国家了。
本来历史上荷兰因为台湾与郑家结怨，还与满清勾结过，想商贸，想打败郑家而重夺台湾。但现在，荷兰也向明朝示好，得以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与明朝进行商贸往来。
内外交困，钱粮窘迫，用来形容现在的满清是很恰当的。但满清是异族统治者，也与一个赌徒一样，不到最后绝望，他们是不会放弃抢到手中的权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穷困饥饿到什么地步，那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维持，强撑，到几时算几时。满清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辽东，不甘心放弃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们所有用暴力和杀戮得来的东西。
苏克萨哈张了张嘴，把话都咽了回去。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鳌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经他口，反倒会耽误，甚至是不办。
据密谍报告，朝鲜不稳，北伐派势力大张。又有扩军备战的计划：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千名。虽然由于财政困难，要想实现这样的扩军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是瞒不住清廷的，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除了顺治下诏斥责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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