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莫忌深，并改变不了亡国之痛，美化自己的史载也只不过是灭亡前的笑柄。
杨起隆早已为国安部所吸收，只不过身份保密，满清以为不过是乱民造反，而且此时也无暇再仔细侦察、追究幕后的真相。此次大内动乱，终于使包括康小三在内的满人意识到人心已经倾覆到何种程度，也意识到汉人，那些在他们印象中已经恭顺的汉人，却有很多在心底埋着对他们的痛恨。
满人亲贵、官员屡遭袭击，其中很多的内应都是旗中家奴，参与者则多是社会底层的汉人百姓，更有少量降清后被抬籍的汉兵汉将。
大内一场混乱，苏克萨哈被刺重伤，遏必隆等大臣也身上挂彩，尽管人员损失并不算大，但如此重要的地方发生叛乱，无疑给清廷敲响了警钟，加快了其北撤的速度。
河间（现沧州地区）到北京是四百多里，明军又多是步兵，就算是每天行进四十里，那也要十天左右赶到，这是清廷的估计。如果刨去败兵抵达京师的时间，那便是七八天后才能见到明军的影子。而这还是明军沿途无战斗，只是行军才能达到的速度。
确实，如果距离再短一半以上，清廷可能会将明军的急行军考虑在内。但急行军能一天，能两天，却难以持续。否则，人跑到地方了，也累得毫无战斗力了。
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清廷便希望能尽量多地把周边的军队都带回关外。比如天津的、保定府的等等，这些军队在没接到朝廷命令前，如果擅自撤退，则要考虑国法的惩处。
所以，清廷派出信使加急通报各地。命令他们向山海关转进。同时，大规模、有组织的举族撤退在军队的保护下，开始进行了。而为了避免更大的混乱，康小三和太皇太后等人秘密出宫，未张銮驾，悄然赶赴山海关。
清廷的判断也没有大问题。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明军采取正面强攻、缓步推进策略之后，给清廷造成的一个错觉。
当然，以水师运兵登陆来截断满清通往山海关的道路，并不是计划中预先制定的，虽然也有水陆配合的策划，但却不是以海上为主。
从朱永兴，到总参谋部，都已经习惯了把计划制定得粗疏一些。只要能达成战略目的，剩下的便交由前线将领们发挥和完善。战场形势的变化不是后方所能全部预估的，即便是前线指挥部，制定出的计划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最能直观且真实地了解敌情的，正是在第一线指挥的将领，而他们的正确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则是能否取得更大战果的关键。
如果按部就班，胜利自然也没有问题。但截断满清退路的意图应该只能达到一小半，切下跑得慢的尾巴而已。
当突进兵团的先锋部队边战边行地赶到天津时。距离突破河间防线已经过了三天多，三天多的时间跑二百多里的路程，先锋部队的速度不算太快，而主力的步兵集团则落后于先锋部队六十余里，还至少需要一天才能抵达。
此时，天津的清军已经抵挡了来自海上的明军水师的攻击数天之久。一接到撤退的急令，便急不可待地向北转进，但撤退的队伍却被明军先锋部队的骑兵衔尾追击打了个措手不及。有马的八旗兵将无心应战，仓惶而走，被抛下的数千汉军和绿营步兵被明军骑兵杀散。大多举手投降。
收到前锋部队轻取天津的消息后，魏君重立刻意识到满清的总退却已经开始，按照原计划继续沿陆路向北挺进，已经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北地清军的抵抗意志已经瓦解，崩溃得比预期更快。
抛弃所有辎重，跟敌人比脚力，这是魏君重所不希望的。他和马自德紧急商议之后，立刻决定改变布署，并急报前线指挥部。
变更后布署是集中所有牲口、车辆，由剿朔军主力和前锋部队继续加速追击；而马自德的破朔军则在天津登船，由海路追击，伺机于洋河或戴河口强行登陆，截断满清退向山海关的通路。
在魏君重和马自德看来，只存了退缩转进之心的清军已经难以构成大的威胁，突进兵团的兵力显得有些持重过甚，且行动援慢。而分兵之后便存在了更大的胜机，哪怕登陆作战不成功，等到陆路兵团到达，也一样能够得到接应而合兵一处。这个最坏的结果与现在的行动相比，差不多是一样的。
显然，清军兵无斗志，一路上所遇抵抗很轻微，这都给魏君重和马自德，以及广大的明军官兵增加了信心。而水师部队得到消息后，很痛快地答应协同作战，因为他们也不满足于目前的工作。只是运输、佯攻、牵制，能有多大的功劳。
整个渤海湾的海面已经被完全控制，龟缩于内河的清军天津水师也已或降或逃，由他们负责镇守的东至老龙头，西至戴河口，几乎看不到片板只帆。协同步兵作战，根本就是一件困难不大的任务。且不说除了战舰上的大炮外，水师的陆战队也有相当的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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