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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安当先说道：“秦王，您知道当初大宋朝野为何都认为农夫段义献上的传国玉玺是假的吗？”
“司马先生知道其中的原由？快请道来。”
司马安侃侃而谈道：“首先，段义发现传国玉玺的地点让人存疑，后唐建都洛阳，后唐末帝时，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带契丹军攻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玉玺从此下落不明；
而宋哲宗时，农夫段义是在陕西咸阳耕地时发现传国玉玺，这地点相差千里。按道理说，如果李从珂没有抱着传国玉玺**，或是当时有人抢出传国玉玺，带到咸阳，如此国之重宝，持有人必定视若性命，就算不得不埋藏起来，也定会深埋，岂是一个农夫在地翻耕土地就能翻出来的？”
秦牧颔首说道：“司马学士言之不理，不过，这世间事，总有万一，如此并不足以证明农夫段义所发现的不是真的传国玉玺。”
吕大器接口道：“秦王，不止如此，建安二十五年，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建立了曹魏。传国玉玺自然为曹丕所有。曹丕得位不正，心虚使然，便画蛇添足，命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想以此来证明曹魏法统的合法性；
晋代魏，得传国玺，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部、前赵刘聪灭西晋，传国玉玺为赵聪所得。东晋咸和四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
在乱世中，所有野心家都想给自己脸上贴金，希望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贬低、打击对手。于是石勒也画蛇添足在传国玺右侧加刻了‘天命石氏’，以表明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
而农夫段义在咸阳发现。并经蔡京等人鉴定的玉玺上既没有曹丕所刻的‘大魏受汉传国玺’隶字，也没有石勒所刻的‘天命石氏’四字。在玉玺肩部及右侧也没有磨损的痕迹，也就是说，段义所献的玉玺根本不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
路振飞不屑地说道：“蔡京这等国贼，为了哄骗君上，伪制传国玉玺，但因史学不精，不知其理，徒惹人笑话。宋徽宗对金石书画颇有研究，知其伪。命人伪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实则徽宗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最后司马安说道：“宋哲宗所得传国玉玺本为伪制，后为金人夺去，再流落蒙元，传至林丹汗，多尔衮又从林丹汗手中夺得，献予皇太极，皇太极视为至宝，乃改国号金为清。殊不知所得玉玺不过蔡京等奸臣伪造而已，实在可笑。”
邵华说道：“此次冯新发现玉玺是在洛水北岸，正是李从珂抱玺**的玄武楼附近，且装玉玺的铁匣子有大焚烧过的痕迹。这与史载相符。如今应命马都督派兵尽快将玉玺护送回来，再找几个金石名家及众位大臣一同观鉴，以确定其真伪。”
司马安谈谈地加了一句：“臣料想这次发现的玉玺定为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我王继承始皇帝法统。天命所归，是以始皇帝玉玺出世，恭喜秦王。贺喜秦王。”
“慢着，慢着，各位大臣先别忙着贺喜，此事须谨慎，先不要大肆宣扬，还是先鉴定真伪再说吧。”
秦牧的顾虑很有道理，本来没有传国玉玺，大家都不去想这事，但发现了传国玉玺最后却被证实是假的话，不免让人联想到秦牧得位的合法性；
甚至别人会笑话这是他自己伪造出来糊弄人的，如果真是这样，不免有曹丕在传国玺上刻字的心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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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冯新找到马永贞的都衙，说是有重宝奉献，马永贞正为落阳战事忧心，哪有心思看什么宝物，随口就让亲兵去打发冯新。
冯新按自己母亲所言，说明要献的是皇帝用的御印后，马永贞这才让人把冯新带进衙。
马永贞自己也认不得篆书，根本不知玉印上刻的是什么字，但玉印上五龙交错，栩栩如生，他不敢怠慢，便请洛阳城中一个老儒来鉴定，那老儒一见玉玺，惊呼神物，一口断定这是传国玉玺。
马永贞自己也惊得目瞪口呆，连忙调重兵守卫都衙，并将冯新母子接到都衙来住，命军医为冯新的母亲治病。
同时急急传信秦牧。另一方面，命身在虎牢关的朱一锦立即回洛阳，以五百精锐骑兵护送传国玺回武昌。
朱一锦以三层锦连同被焚烧过的铁匣子一同包起，带着五百骑兵自洛阳出发，过伊阙关，经新野，走襄阳，披星戴月一路飞驰赶回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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