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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里的房子交给单先生，洪衍武是百分百的放心了。
可后面有关老铺，却意外地出了一个小波折。
那就是“京城红旗厂”的营业部经理，哭着喊着要重新租下洪家的老铺。
敢情他们急急忙忙搬走了之后，就再没找着合适的营业地方。转悠了一圈儿，不得不又找回来了。
其实说实话，洪衍武一点不想把房租给他们。
是！他是跟家里人声称，要把两处老铺出租，用租金来修房的事儿。可那仅仅只是个让家人安心的幌子。
噢，难道就为那一年几千块的房钱，他就真去房管所挂号啊？
还是那句话，他一个月好几万的进项，天天还琢磨怎么往外花呢，那几个钱还能在乎吗？他何苦鹌鹑嗉里寻豌豆，蚊子腹内刳脂油呢？
相反的是，如果他贪图小利，哪怕他是合法纳税，在这个年代的旁人眼里，无疑就又成了“不劳而获”的新罪状了。
虽然不会再有人为这个搞什么“批斗会”了，但“树大招风”总是难免的。
不说别的，肯定有人犯“红眼病”吧？要是一堆人天天有的没的，肆意编排自己家的事儿，谁听着也别扭。
更何况花钱租铺面房的也都是公家单位。主家和承租方真有点什么矛盾，那很容易就成了主家的不是。
还有，俗话说的好啊，“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今后还想把老铺重张，给父亲一些安慰呢。万一到时候人家不肯走，也是麻烦。
所以说，何苦来的呢？洪衍武根本就是打算自己掏钱来修房，压根就没把房出租的意思。
可是呢，尽管如此，“京城红旗厂”这次能找回来，也不是没有倚仗的。洪衍武还真是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为什么呢？
因为洪衍武的大嫂就是“京城红旗厂”印染车间的女工。营业部经理不知打哪儿打听出这层关系来了，他找了厂领导一合计，就一起出面托付徐曼丽给家里通了个气儿。
这什么意思还不明白么？
于是洪衍争把情况一说，洪衍武没让大哥大嫂丁点儿的为难，很快就跟红旗厂营业部经理去房管所走了程序。
甚至规规矩矩，完全按照国家政策，用比以前低的价格，每平米一块一，就把“红旗厂营业部”原来租用的“衍美斋”老铺又交给他们了。
这下可把红旗厂领导和营业部经理都给美坏了。
要知道，“京城红旗厂”建国后成立的时候，是好几个由山西商人开办的染坊合并而成的。
实际上这个厂子里，连厂长带职工，老家大多是在山西最穷苦的地方，徐曼丽也是因为家里山西的籍贯才能托人进厂当的工人。
就那帮“老西儿”，苦日子过惯了。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公家的，那真是把钱当钱啊，厂子食堂吃饭都很少见细粮，连炒菜都少，还跟老家一个习惯，各类杂粮面食、辣子、陈醋、浆水菜。
那必然是觉着占着天大的便宜，捡着金元宝了。
不过洪家也没太吃亏，精明的洪衍武没忘了额外提条件作为交换。
一个是他要求双方在房管所备案签字，约定这房只能租营业部有限的几年。大概六七年之后洪家肯定要收回，真到时候要腾房，别舍不得搬走。
二就是他明着直说了，自己大嫂在厂里的待遇得给变变了，不能总在印染车间吃苦受累。他们家过去是“黑五类”那没辙，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该调剂就得调剂一下了。
于是徐曼丽就被厂领导调进设计室坐办公室去了。今后的工作是专管印染车间配料的搭配。
那比起在车间挨呛、挨熏、搬货、运货那当然轻省多了。只要开机器印染之前，按图纸要求把染料配比定好就行了。
虽然偶尔还需要下车间监督一下，并没有完全杜绝“有毒作业”。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毕竟徐曼丽从进厂学徒开始就在印染车间，别的活儿她也不懂啊。
反正这件事，最后把红旗厂乐得屁颠屁颠的，徐曼丽挺知足，大哥挺满意，父母也对修房的事感到更安心了。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洪衍武也就捏鼻子认了。
但是，另一个老铺“衍美楼”洪衍武可就无论如何也不肯轻易出租了，他要留下自用。
那是一个三栋小楼联成的小院儿，上下足有四百平米。
当初租用他的体育用品公司，一层是当柜台，二层除了留了北边做办公区。西楼和东楼都是库存仓库。空间不但特别实用，也没有什么消防隐患。
院门外就是大街，搬运东西方便。把院门一关，也没人能看见里面有什么。用作放大件儿的家什可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了它，洪衍武也就有了条件，能办一件他长期惦记的事儿了——收硬木家具！
哪儿收去啊？
还是却信托行的委托商店。
要说这年头的信托商店还真是的好地方。不但宝物众多，有时候还分门别类给你整得挺专业。
至少像玄武区的菜市口东边就有这么一个信托行的门脸。里面百十平米，几乎全是老式家具。什么老桌子、老椅子、老柜子、老梳妆台。
这些东西，不是“破四旧”时候，主人主动低价处理转让的。就是被当时林立的各个“革命组织”，主动送到信托商店来换取“革命经费”的“被抄物资”。
此外，还有信托公司本身，长期从外埠采购，向机关团体挖潜，从华侨和使馆收购来的处理物品。
当然，在这些售卖的家具里面，一些写字台、大衣柜、双人床什么的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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