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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好古和米友仁把赵佶带到了烧猪院，刚刚寻了个雅间落座，烧猪院大和尚就推门进来了。
武好古回到开封府已有多日，和烧猪院大和尚却是第一次相见。
大和尚手里拿着封信，见到武好古就说：“大郎，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临政的书信方才寄到。”
“傅和尚的信？他可到了日本国？”
武好古连忙追问。
“到了，早就到了。”烧猪院和尚说，“信是从日本国的平安京寄出的，临政在信上说，他还见到了日本国的和尚官家。”
“和尚官家？”赵佶盯着烧猪院和尚看了一会儿，已经发现他就是那个“醉罗汉”了，又听他说的有趣，于是就问：“怎么回事？日本国的和尚做了官家？”
“是官家出家做了和尚，”烧猪院和尚笑着说，“称白河院法皇，不过日本一国的大权还在这位做了和尚的官家手中。临政那小子平日也不好好念经，如今竟能做了和尚官家的座上宾，看来真是与我佛有缘呐。”
武好古从烧猪院和尚手中接过书信，展开看了起来。其实也没写什么，除了些问候的话，就写了自己在日本国的遭遇。
他是从海州出发，直赴日本国的，过程还算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风浪，只是晕船晕得厉害。到了日本国的大宰府博多津之后歇息了几日，然后才把自己带去日本国的丝绸贩卖了换成黄金带着继续上路。
博多津虽是个日本港口，但是居民却多是宋人，大部分是明州一带的海商。宋人在博多的聚居区被称为“唐房”——虽然现在是大宋天下了，但是日本国人似乎还没有忘记唐朝。他们称宋人为“唐人”，宋人居住区为“唐房”，连大宋出产的货物都被称为“唐物”。而傅和尚，自然也是“唐僧”了！
“唐房”就在港口旁边，是博多津最繁华的地段，大片大片的都是非常华丽的建筑。在博多津的大街上，也随处可见穿着大宋服饰，操浙江方言的宋朝商人。
而这些商人大多极为富有，家资数百万者也不乏其人！在博多津附近，就有许多恢宏的寺庙，都是宋商所资助建造的。傅临政跟着戒绝老和尚一起，也成了不少宋商的座上宾，收到了大量的捐助，足够在平安京建一座小相国寺了。
管理博多的日本衙门叫大宰府，大宋和高丽国同日本的贸易也是由这个衙门负责管理的。不过戒绝和尚是大宋官家封过的高僧，又是原来日本国的高僧和大官，所以大宰府的日本官人没有收傅和尚的税就放行了。
在博多呆了些日子后，傅和尚就换乘走濑户内海的商船去往一个名叫难波的港口。难波距离日本国的首都平安京很近，因此也是一座繁荣的港口城市。不过却没有什么宋人，都是日本国自己的商人。
傅和尚和戒绝在难波没有住几天，就启程入了平安京。平安京是日本国最大的城市，也是首善之地。同时还是一座“唐式”的城市，拥有和大宋城池一样的城墙和城门（只有一座门和一小段城墙），城外风景秀丽，山青水美，城内街道整洁，市面繁华更胜过博多津。平安京内外佛寺和神社林立，居民都敬佛礼佛，因而彬彬有礼，城中的贵人大都能说“唐语”，还时常举行歌会和茶会，喜好吟诵诗歌，钻研书画，陶冶情操——估计傅和尚和一帮宅男公卿混在一起了。
在平安京城内的皇宫，傅和尚真的见到了一个剃了光头的日本老和尚官家。然后傅和尚就代表开封大相国寺献上了礼物，就是武好古画的《戒绝罗汉真容图》、《毗沙门天图》和《飞天图》。日本和尚老官家也是识货的，马上就看出了这三幅画是“无价之宝”，亲自在画上题诗押印，收进宫中宝库当成国宝了。
称着白河院法皇大喜之际，傅和尚就提出了要在日本国建立小相国寺弘法的请求，白河院法皇立即就应允了傅和尚所请，很大方的将平安京御所北面的一块土地划给了傅和尚，让他在那里修建一座平安京相国寺。同时还封傅和尚做了权律师和相国寺造寺司。
在书信上傅和尚还解释了“权律师”和“造寺司”是什么意思，前者是日本国僧纲官位，准五级，相当于从五品。“造寺司”则相当于“职官”，就是负责建造寺院的官，相国寺造寺司就是负责建造平安京的相国寺。
“外来和尚好念经”果然是真理啊！
傅和尚在开封府也就是个做饭的小和尚，现在去了日本国可就牛逼了，居然当了从五品的大和尚，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
武好古一字一句念着傅和尚的信，目光却不停打量着赵佶。这位大宋端王正津津有味在听着呢，不知道是不是把日本国的事情当成奇闻来听了。
“哈哈，和尚官家，是怎么想出来的？”赵佶笑着问烧猪院和尚，“法师，这封信是谁送来的？是日本国的使臣吗？”
“不是，是几个往来日本国贸易的明州海商。”烧猪院和尚回答。
米友仁在旁插话道：“这日本国并没有向我朝派出过正式的使臣，两边的往来都是由和尚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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