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燕英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吃饱了撑的！暂住证被查了一二十年了，治安越查越差。有这时间，多抓几个小偷也是好的。”
一个瘦弱的男孩接话道：“听我一个做小偷的老乡说，小偷就是警察的长工，抓了再放，放了再抓，在这一抓一放之中，长工们的钞票就哗啦啦地流进了警察局的大门。”
他旁边一个年龄稍长的男人叹息道：“做小买卖也是长工，不仅是警察局的长工，还是工商局、税务局、城管的长工，我差点赔得连裤子都没有了。我现在不给他们打工了，又回来给资本家打工了，办暂住证的手续很麻烦。”
我对面一个看上去极精明的瘦高个子抢着说：“一点都不麻烦，深圳有很多照相馆都能代办暂住证，只要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如果用别人的身份证真实资料，去办也能办。”
旁边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怯怯地问：“这样的暂住证有用吗？”
“瘦高个”笑笑：“暂住证绝对是真的，你说有没有用？”
无论持何种态度，关于暂住证的问题，屋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恶痛疾。但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孩却笑嘻嘻地说：“你们这些人哪，怎么不想想，政府只让我们办暂住证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下来，才花那么一点钱就在这儿住一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一想到这我就每天红光满面，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他这样一说，刚才压抑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不知是谁拿出一串细细的、小小的鞭炮，在短暂的鞭炮声中，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仔打工妹热烈地围在了年夜饭的饭桌边。桌子是用几张木板和凳子七拼八凑成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推杯换盏的热情。
吃过饭，屋内架起了一个麻将桌，男孩子们围在一起打麻将，女孩们一边嗑瓜子一边说着闲话。屋内不知从哪里淘来的旧电视里在播放着央视的春晚，但很少有人看。人多的时候，我一向不太爱讲话，只好无聊地看电视。晚会中偶尔也会讲到农村，讲到打工，但那样的农村和打工，和真实的农村与打工相差很远很远，远到仿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岳震没有上麻将桌，看我孤单，不时抓一把花生或瓜子放到我面前，十分热情周到。仿佛我是他带回来的，就是他的责任一般。想到自己前来的目的并不单纯，真感到受之有愧。
终于熬于１１点，我再也忍不住了，字斟句酌地问岳震：“我以前有一个叫齐怀义的同事，也是湖南人，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你想找他？”
我赶忙摇头，坐在我身旁的胖女孩停住嗑瓜子的嘴，惊讶地问：“姓齐？还有这个姓啊，我第一次听说呢？”
“胖女孩“的声音很大，屋内很多人都听到了，全都摇摇头。汤燕英老气横秋地说：“在外打工的人，出了厂谁都不认识谁的，甚至有很多连姓名和籍贯都是假的，仅凭姓名和籍贯想找个人，真是比登天还难。”
虽然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但我仍然感觉微微的失望。当２００５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伴随着新年的钟声，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也一同响起。我不由忧伤地想：新的一年，寻找齐怀义会有希望吗？能否如愿以偿脱离一线操作员的命运？未知的打工道路上，又将会遇到什么？
短暂的喧闹过后，男孩子们继续打麻将，女孩子们仍然聊天吃零食。地上、桌上到处都是花生壳、瓜子皮、水果核。新年到来之前，很多人的睡意就上来了，强撑瞌睡只不过是为了守岁。现在岁守过了，瞌睡便再也撑不住了，于是女孩子们一同起身要求离开。
与其中两个女孩眉来眼去的男孩也忙跟上来，岳震犹豫了一下，还是有些拘谨地走到我身旁。如果说他邀请我一起过年纯粹处于同情，那么现在，我感觉他看我的眼神似乎多了某种东西，可能是刚才别人的玩笑话让他产生了某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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