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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伸手将案上的书拿了过来，看了一眼，原来是《盐铁论考释》，仔细再看，书的天头地脚写了不少朱砂字，应该是黄琬看书的批语。黄琬的书法很大气，方方正正，自含奇崛之气，有些礼器碑的味道，不像蔡邕的书法那么圆。
“黄公好书法。”孙策很自然地赞了一声：“你是支持御史大夫，还是支持贤良文学？以你的身份，应该是贤良文学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对吧？”
黄琬目光微闪，垂下眼皮，将孙策放歪的书摆正。孙策看得出黄琬的心情有些矛盾，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以黄琬世家名士的身份而言，他当然是支持贤良文学，反对与民争利。可是以他从政多年的经验而言，他又很清楚，反对与民争利的结果就是世家、豪强的坐大，而这正是本朝百余年都没能解决的痼疾。
孙策也不着急，静静地看着黄琬。郭嘉把黄琬说得那么好，他其实是有些怀疑的。郭嘉再聪明毕竟也是人，他脱离不了这个时代的局限。他行为非主流，不代表他就不向往主流。对黄琬这种少年成名，德才兼备的名士高官，他是没什么抵抗力的。与黄琬类似的李膺就是郭嘉的偶像之一。
可是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读书人不管有多大的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从接受儒学教育开始的，然后才有机会接触现实，他们看待世界的标准就是儒家的，凡是与儒家学说不同的都是错的，都是需要改造的。
这就是他们大多偏执的根源之一。很多人也许认识到了儒家理论与现实的偏离，但他们最多只是明哲保身，做个隐士，或者阳奉阴违，做一个伪君子，却没人敢质疑儒家世家观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就是儒家仁政观念的一部分。
从本质上来说，不与民争利的初衷并没有错，没有一个人希望皇帝无节制的榨取民力，将整个天下的财富都用于一个人的穷奢极欲。孙策也不赞同。但不与民争利这个美好的愿望在执行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尤其是儒学独尊，成为整个王朝的政治伦理支柱的时候。世家豪强用这个理由名正言顺的拒绝交税，结果户口增加，朝廷却陷入了财政困难，只能看着世家豪强无节制的膨胀。
儒家的政治思想大多如此，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初衷很完美，结果很糟糕。
当然，这也不是儒家才有的毛病，黄老、法家一样有其无法克服的短板，相比之下还是儒家好一点，维持稳定的时间更长一些。两千年的王朝更替，各家轮番登场，最后还是儒家坚持得最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儒家不是最好的，却是最不坏的。相比之下，黄老道家、法家都坚持不了太久。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汉初用黄老，五六十年就难以为继，最后只能看着儒家闪亮登场。
没有一个政治理论是完美的，苛求儒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用辨证的目光来看，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必然要跟着变化，不然就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可是儒家有一点很致命：复古，什么都是过去最好，什么都是圣人说得有理，就算是变法也要托古改制。
如此一来，儒家天生就有自相矛盾的属性，言行乖离，无法自圆其说，被事实打脸也就不意外了。儒家的大部分问题都来自于此，德教、礼教之争出于此，今古文之争也出于此。除了那些死读书的大儒——他们心里只有纸面上的制度，没有现实世界，反而没有矛盾——但凡是有实际行政经验的人都知道，真要完全按圣人说的做事，十有八九是行不通的。
黄琬行政经验丰富，在地方做过太守、刺史、州牧，在朝廷做过三公九卿，他对这种矛盾体会最深。面对孙策，他又不能强辞夺理，否则被孙策抓住把柄更丢脸。身为俘虏，他也不可能以前辈的身份压人。孙策反问了一句，他就知道这个话题没法继续，只能沉默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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