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印微微点下头便陷入沉思，少顷抬起头皱着眉说：“可周智国对我比较反感，不太愿意让我掺和他们的案子，要是我再去，会不会弄得大家都比较尴尬？”
“你不用理他，总局派我们过去，就是对整个古都市局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应该知趣。”顾菲菲一脸不屑道，“这个周智国思想一贯保守，好大喜功，总觉得上头派人协助办案好像会显得他们多么无能似的。先前的抢劫杀人案之所以没有上报到总局请求支援，主要是周智国按着的原因，叶曦算是替他背了个黑锅。对了，叶曦被打发到省干校进修去了，你知道吗？”
“她给我挂过电话。”韩印故作淡然地说。
“放心吧，我打听过了，古都市局还是很重视她的，去干校就是避避风头，三五个月回来应该还能官复原职。”顾菲菲饶有意味地盯着韩印的眼睛浅笑说。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韩印故意低头看下时间，回避顾菲菲的注视，转了话题。他实在不愿意当着顾菲菲的面过多谈起叶曦，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叶曦越是不想让韩印感觉到他欠她，韩印心里就越内疚；同样，顾菲菲越是在他和叶曦的关系上表现大度的姿态，他越觉得羞愧万分。
“越快越好，英雄和小美已经过去了。”顾菲菲说。
“那我跟学院打声招呼咱就走。”韩印说着便从椅子上站起身。
古都市，现场模拟。
首起案件发生在便于周围居民休闲锻炼的开放式公园内。受害人住在附近，有正经工作，为人老实，因与朋友聚会，所以当日回家较晚，尸体倒在公园内一条相对僻静的林荫小径上，估计是从公园里抄近路回家时遭到侵害。案件二，受害人是白领，在某公司从事采购工作，死前曾在酒吧逗留过，尸体是在其住处卫生间的淋浴间内被发现的，身上没有约束和反抗的伤痕，也没有撬锁和暴力闯入的迹象。案件三，受害人无业，喜好泡酒吧和网吧，缠在其头部的宽胶带和将其双手拴在床头的手铐均属专用情趣器具，同时在其家中还搜索到其他类型的情趣用品，并在其手机上发现大量不堪入目的调情短信，遇害前一个小时，手机曾有一次通话，对方手机号码是临时卡。
相继考察了三个案发现场，并试着将案情还原，回到驻地的韩印将现有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信息揉捏在一起，做了一个通盘的分析：首起案件，与很多连环犯罪的初始犯罪一样，是一起机遇型作案。针对这类案件，韩印以往做过很多次剖析，简单点解释：凶手受到刺激，愤怒情绪爆棚，需要宣泄，而选择了暴力途径；受害人只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不恰当的地点而已。总体来说，作案是一种对刺激性事件的应激反应，事前没有规划；受害人选择有随机性，不过他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凶手的刺激源同质，有可能是性别、年龄、长相、做派等。
第二起和第三起案子则截然不同，很明显是有预谋的，凶手事先准备好凶器，事后清理过现场，但杀人手法略有变化：案件二，凶手采取了偷袭手法，趁受害人洗澡时，从背后将其刺死；而第三起案子，不难判断受害人是专门从事“受虐卖淫”服务的男妓，这样的目标不会对陌生人产生警觉，而且甘愿被束缚，不会有丝毫的反抗，由此凶手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充分享受杀人虐尸的快感。
不过，杀人手法的不同反映出的却是相同的特质，凶手似乎惧怕与受害人正面对抗，杀人手法有一定的投机取巧，似乎很像女性作案，又或者是具有某种缺陷的男性，比如个子比较矮、体弱无力、患有某种疾病等。而就受害人的背景特征来说，从这两个方向也都解释得通：案件二的受害人，据他朋友反映，他是双性恋，喜欢在酒吧寻找刺激，说白了就是寻找一夜情对象或者从事卖淫服务的男女，所以无论凶手是男还是女，都可以对其形成诱惑，案发现场的情形也确实显示受害人是心甘情愿把凶手带进家门的；至于受虐卖淫男，就更不用说了，根本不会在意顾客性别，有钱赚就好啦！
回过头来再说说首起案件。为什么韩印一上来就把案件性质定为心理畸形犯罪？这是因为他看到了犯罪标记动作，而随后两起案件同样出现了模式相同的犯罪标记，凶手都会在受害人死后将其脸部蒙住，并对其下体进行侮虐，意在将受害人幻想成某个怨恨已久的人，并对其进行报复和惩罚。当然从惩罚的方式来看，估计与性侵事件或者性压抑有关。那么，考虑到凶手初起作案有很大偶然性，杀人手法和受害人选择也属临时起意，犯罪标记就更能突出作案本质了。因此，尽管它与后面的案件在作案规划、杀人手法、凶器种类、受害人特质、作案环境的选择上均大相径庭，韩印还是认为三起案件系同一凶手连续作案，它们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一个连环杀手由开始到发展到趋于成熟的蜕变。
初步罪犯侧写：女性，或身材和身体器官方面具有某种缺陷的男性，年龄在25岁至35岁相对成熟的阶段，曾经遭受成年男性猥亵或者性侵。首个犯罪地点与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有交集，很可能是住所距案发公园较近。有一定经济能力，因为其在作案中不仅没有顺手带走受害人财物，还在第三起案件中为了表达报复的快感，在现场留下八百块钱；案发前受过刺激，家庭成员要么不完整，要么关系长期不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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