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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最初那些年
一休，小叶子还好吗？
新佑卫门将军还好吗？你的晴天娃娃还在吗？
我们都很想念你
1 回忆的开始
青春在哪里？
每个少年的眼睛，黑白分明，犹如一块幕布。
勇敢、冲动、懦弱、好奇、渴望、困惑、伤心、失望、思索……所有属于青春的绚丽色彩都在那黑白分明的幕布上上演。
当它在缤纷地演出时，我们却懵懂无知，即使它近在我们的眼睛里。
正因为它太近了，近在我们的眼睛里，所以，我们无法看到。
唯有当它逐渐远离时，我们才能看清楚。看清楚那一切也许精彩、也许不精彩的故事背后的因果得失，可是，一切已经是定格后的胶片，无论我们是微笑，还是落泪，都只能遥遥站在时光这头，静看着时光那头荧幕上的聚与散、得与失。
这就是青春，唯有它离开后，我们才能看清楚。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不富也不穷，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低。在我五岁之前的记忆中，关于他们的画面很少，因为在小我一岁零五个月的妹妹罗瑗瑗出生后，父母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
在外公那里，我很幸福很快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一个典型的泡在“蜜罐子”里的孩子。
外公是当地最好的土木工程师，画圆圈可以不用圆规，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晚年时喜读金庸，至今家里仍有他手抄的《倚天屠龙记》，装订成册，如一本本精美的古书。
外公出身富足，家里是大橘园主。因为他的出身，在那个年代，他没少经历风浪，可不管什么磨难，他都淡然处之，唯一让他不能淡然的就是他和外婆的离婚。离婚后，外婆带着母亲远走他乡，嫁给了另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对我的母亲很刻薄，母亲的童年和少年堪称不幸。等母亲再见外公时，已经是二十多年后，初见时，母亲怎么都叫不出“爸爸”二字，早已不因物喜、不以己悲的外公老泪纵横。
提出离婚的是外婆，错不在外公，可外公对我的母亲依旧很愧疚，再加上我是他身边唯一的孙子辈，他对我的溺爱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根据我二姨妈的回忆，我小时候又臭美又嚣张又贪小便宜，她给我买了一双小皮鞋，早上服侍我穿鞋，我坚决不肯穿，嫌弃皮鞋不够亮，无论她如何劝都没有用，她只能早饭都不吃地帮我擦皮鞋，她抱怨了两句，我立即去找外公告状，坚决要求打她屁股，外公真的就拿报纸拍了二姨妈两下。还有，家里无论任何人照相，都不能漏掉我，如果不把我纳入相机，那谁都别想照，连二姨妈的同事照合影，我都要掺和一脚。所以，虽然那个年代照相还是一件挺严肃认真、挺稀罕的事情，可我五岁前的相片多得看都看不过来，常常是一堆大人中间夹着个小不点，人家哭笑不得，我却得意扬扬。
那些人神共愤的记忆都来自于二姨妈的讲述，我是一点都不记得。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记得外公带我去钓鱼，我不喜欢他抱，要自己走，他就跟在我身旁，短短的路，我一会儿要采花，一会儿要捉蚂蚱，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外公就一直陪着我；外公给我买酒心巧克力，只因为我爱吃，他不介意人家说小孩不该吃醉；我把墨汁涂到他收藏的古书上，二姨妈看得都心疼，他只哈哈一笑；清晨时分，他教我诵“春眠不觉晓”；傍晚时分，他抱着我，坐进摇椅里，对着晚霞摇啊摇。
在外公的宠溺下，我嚣张恣意地快乐着。
五岁的时候，因为要上小学了，父母将我接回自己身边。记得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肯叫她“妈妈”，我只是一边吮着棒棒糖，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神情哀伤的女子。在我的大哭大叫、连踢带踹中，母亲将我强行带上火车，返回了我的“家”。
从此，我的幸福终结，苦难开始。
在外公身边，我是小公主，我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最丰厚的爱，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可是，在父母身边，另一个小姑娘，我的妹妹才是小公主。
父母本来上班就很忙，而他们仅有的闲余时间都给了我的妹妹。妹妹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她能言善道，会撒娇，会哄父母开心，而我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爸爸”“妈妈”都不肯叫的人。
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又都是唯我独尊地被养大，在一起时免不了抢玩具、抢零食。我一再被父母嘱咐和警告：“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妹妹。”
在父母的“姐妹和睦、姐姐让妹妹”的教育下，最好的玩具要给妹妹，最好的食物要给妹妹，最漂亮的裙子要给妹妹。总而言之，只要她想要的、她看上的，我就要一声不吭地放弃。
在无数次的“姐姐让妹妹”之后，我开始学乖，常常是一个人躲在一边玩，不管任何东西，我都会自觉地等妹妹先挑，她不要的归我，甚至已经归我的，只要她想要，我也要随时给她。吃饭了，上饭桌，一句话不说，快速地吃饭，然后离开，他们的欢笑交谈和我没有关系。
我从叽叽喳喳，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我常常思念外公，那个时候，每次痛苦孤单时，我就会想着等我长大了，可以自己坐火车时，我就回到外公身边，唯有那样，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点盼头。
记忆中最深的一幅画面就是黄昏时分，母亲在厨房忙碌，我躲在书柜的角落里翻《儿童画报》，父亲下班归来，打开了门，第一声就是“瑗瑗”，妹妹高叫着“爸爸”，欢快地扑上去，父亲将她抱住，高高抛起，又接住，两个人在客厅里快乐地大笑着。
我就躲在暗中，沉默地窥视着。他们做游戏，他们讲故事，他们欢笑又欢笑，一小时，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去了哪里。那种感觉就像我坐在宇宙洪荒的尽头，四周漆黑一片，冰冷无比，孤单和荒凉弥漫全身。当时我也许还不明白什么是宇宙洪荒，也不明白那种让我渴望地望着外面，却又悲伤的不肯自己走出去的情绪是什么，但是，那个蜷缩在阴暗角落，双臂紧紧抱着自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外面，渴望听父母叫一声自己名字的孩子的样子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直到晚饭做好，母亲把菜全部摆好后，才想起叫我吃饭，我仍然躲在书柜、沙发、墙壁形成的死角里不出来。我又是自伤，又是自傲，在心里莫名其妙地一遍遍想着：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我？迟了，已经迟了！如果再早一点，我会因为你们的呼唤，欢快幸福地冲出去，可是现在，我不想答应了！我就是不想答应了！我不稀罕！我一点都不稀罕你们！
母亲打开每个房间叫我，都没有发现我，他们向妹妹询问我去了哪里，但那个笨笨的小人只会摇头，娇声说：“我在玩积木，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因为我人小，缩坐在角落里，是一个视觉盲点；他们又怎么都想不到，我竟然就在客厅，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又是一个心理盲点，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找到我，惊慌失措下再顾不上吃饭，匆匆找来隔壁的阿姨照顾妹妹，两个人穿上大衣，冲进冬夜的寒风里，开始四处寻找我，而我只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发生。
我并不是故意制造这场慌乱，我只是当时真的不想答应他们的叫声，而后来，等事情闹大时，我自己也开始慌乱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自己更深地藏起来。
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妹妹捡滚落的积木时发现了我。这个家伙一脸“我军抓住国民党特务”的兴奋表情，邀功地去上报，父亲抓住我想打，母亲拦住了他，问我原因，我看着父亲的大掌，摸着自己的屁股，想都没有想就冲口而出：“我没听到你们叫我，我看着看着图画就睡着了。”
我人生的第一个谎言让我免去了一顿“铁掌炒肉”。
还差一个月六岁的时候，我进了小学。
当时，对上学年龄的管制很严格，没有满七岁绝不许上学，不要说差一岁多，差一个月都不行。父亲为了送我入学，颇想了点办法，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当地驻军部队的子弟小学，那个学校是部队自己办的，录取标准比较宽松。
但是，由于我得了肺结核，在拼音还没学全的时候，就休学了。
在家养病一年后，父母问我是重新读一年级，还是就接着读二年级。
那个时候，学校里流行一首歌谣：“留级生炒花生，炒了花生给医生。医生说真好吃，原来是个留级生！”
我亲眼目睹过一群小朋友聚集在路边对着一个孩子高声唱诵的场面，想到这里，我打了一个冷战，毅然告诉父母，我要和同学一起读二年级。父母就让我去读二年级了。
我的年龄本就比同学小，心智半开，又没有读小学一年级，结果很容易想象——我的成绩很不好。由于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再加上成绩不好，我从头到脚都不是老师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越发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成绩不好。
不过，这些都没有什么，因为父母并不在乎我的学习成绩，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考了倒数第一、第二就责骂我，他们只说尽力就好，所以我并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除了那个让我羡慕、嫉妒、讨厌的妹妹，以及让我觉得无比压抑和孤单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还过得去，我甚至交到了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葛晓菲，她是班上的第一名，是独生女，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妹妹可以一起玩，而我羡慕所有的独生女。初中的时候，上政治课时，知道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后，我还怨怪我国的基本国策执行力度实在不够。
葛晓菲很喜欢说话，而我很不喜欢说话，和我在一起，她绝对不用担心有人和她抢话。除了这个互补的不同点，葛晓菲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不喜欢回家，常常放学后，别的同学都早已回家时，我们俩仍然在学校里四处徘徊。
徘徊得多了，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来二去，我们俩成了好朋友，而我在她面前时，偶尔也会变得像在外公身边一样活泼调皮。我们俩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在一起时，总是手牵着手，我感觉她才是我的姐妹。甚至一颗糖，我也会留一半给她，她对我也极好，只要我想要的，她宁可自己不要，都要留给我；我不开心时，她总是想尽办法逗我笑；我的手很笨拙，每次上手工课都比别人慢，她总是先帮我做，等完成我的后，才去匆匆赶自己的作业。
我们俩好得就像连体婴儿，恨不得时时刻刻在一起。有一天放学后，我们手牵着手玩了很久，却依然不想分开，可是天已经黑了。
晓菲说她不想回家，问我可不可以陪她，我就邀请她去我家，爸爸妈妈看到我带小朋友回家，很热情地招待了她，晚上，我们俩睡一张床，头挨着头，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没有觉得孤单，我觉得无比幸福。
第二天起床后，看父母神情憔悴，才知道晓菲的夜不归家造成惊慌，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话，她的父母只能一家家找，凌晨两三点才找到我家。爸爸对于晓菲撒谎说她妈妈知道她在我家很不高兴，妈妈却没有多说，依旧做好丰盛的早餐，让我们吃完后去上学。
晓菲闷闷不乐了一天后，第二天就又开开心心起来。
因为有了晓菲，我的生活虽有阴影，却仍算快乐。可是，生活大概觉得我这个小骆驼的负重还不够，所以它给我扔了一根很粗的柴。
小学三年级，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我要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城市，我和晓菲挥泪告别，她抱着我大哭，我当时虽然没有哭，可是一坐上车，却开始狂掉眼泪，还不愿让父母发现，需要紧紧憋着气，才能不出声音。
小小年纪还未真正懂得什么叫离别，却已经在为离别哭泣。
进入新的小学，我遇见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赵老师。从此，我人生中新的苦难开始了。
这个邪恶的巫婆让我至今对老师有心理阴影。我每次读到什么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话就想冷笑。我的人生经验却恰恰相反，的确有好老师，但是很多老师都很势利，如果哪个孩子的父母是高官，她对哪个孩子就会格外亲切；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恰好是教育局的，那老师对她的温柔善良、无私奉献的确可以和蜡烛媲美。但是，如果你既没有当官的父母，也恰好没钱，然后你自己又不争气，学习成绩不好，那么老师在这个时候，更喜欢在课堂上把你当靶子，用粉笔头丢你，或者时不时，翻着白眼，用看上去轻描淡写，实际上鄙夷轻视的语气讥讽着你回答不出问题的窘迫。
大人们常以为孩子很多事情都不懂，实际上我们的心很敏感，我们都有“面子”的，我们很讨厌被人当众训斥。在无数次脸涨得通红之后，我越来越害怕这个老师，而她也越来越瞧不起我，每堂课都喜欢把我叫起来提问，讥讽我几句。我的笨拙，我的学习成绩差，我的不会说话，甚至我的孤僻性格，都令她不满意。至今还记得她撇撇嘴，斜睨着我，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你怎么没一点儿小孩子的样子？又呆又蠢，也不知道吃的饭都消化到哪里去了。”
孩子都有一颗敏感得异乎寻常的心，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被老师宠爱，喜欢做班干部，喜欢胳膊上戴着三道红杠或两道红杠，站在校门口，板着脸严肃地检查同学的红领巾有没有戴、女生有没有染指甲、男生的头发有没有超过耳朵。小孩子在很多时候比大人更看重面子，因为世界小，所以，所有的小事都不小。小学老师，在整个社会中，是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人，可是在所有她教的孩子面前，却如同半个上帝，她的表扬和批评、她的喜爱和厌恶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蝴蝶效应。
在赵老师明显的轻视下，班里的同学也受到了影响，她们开始不喜欢和我一起玩，跳皮筋、丢沙包、踢毽子，没有人想和我一家，几次的尴尬后，我开始自觉主动地疏离于整个班级之外，常常她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花坛边上发呆。
在家里，我孤单一人，需要处处让着妹妹。在学校，我孤单一人，老师同学都不喜欢我。在家里，我常常坐在角落里，静默地看着妹妹抱着爸爸又笑又撒娇；在学校，我常常站在远处，静默地看着同学们跳皮筋、丢沙包。
在这世上，有很多种不好的感觉，但，孤单是其中最恐怖的。
后来，一不小心，在父亲的书架上读了一本古龙的武侠小说，主人公的那种寂寞孤单、被世人遗弃的感触如雷电般击中我那小小的心脏，我发现了书架上的宝贝。从此，我更加安静、更加孤僻地躲入了一个想象的世界。
2 遇见了他
因为意识到老师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尊师重道，尊敬老师在中国早已上升到道德标准，却忘记了，正因为老师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性，老师其实也应该尊重孩子。有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才能有对个体生命的正确引导。
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学校的人数增多，传闻要重新划分班级，我心底开始暗暗祈求，把这个赵老师换走吧！
我们学校每周有一次升国旗仪式，升国旗仪式后，校长会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然后给上周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流动红旗。
这周也是如此，之前都是例行公事，我低着头没在意，反正流动红旗颁发给哪个班级，又与我无关。
当流动红旗颁发完后，校长语气严肃地说起了偷盗行为，什么触犯刑法、进监狱等，如果赶上严打年份，会被枪毙！
一个男孩子被校长请上了台，校长开始宣布这个男孩子的罪行：偷自行车，偷老师的钱包，和高年级学生一起勒索低年级学生，胁迫低年级学生去偷家长的钱，打群架，用自行车锁链把第一小学的一个六年级男生打伤，给高年级女生写情书……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孩子，却仿佛已经罪不可赦，可以直接送入监狱，进行劳动改造了，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全都盯着他，可是，让我凝神观看的不是这一系列的罪行，而是台上那个男孩子的神情。
他的个子比同龄人高，因为高就显得瘦，蓝色的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理着小平头，因为头发太硬，根根都直立着，一眼看过去，像一只刺猬。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低着头好像在认错，但是偶尔一个抬头间，却是唇角带笑的。
难道他没有看到大家的各种目光吗？难道他不觉得丢人吗？这可是在全校人面前呀！我怎么想都不能理解。
散会后，周围的女生在窃窃私语，我跟在她们身后，听明白了几分这个男孩的来龙去脉。他和我们同级，不过因为二年级留过级，所以年龄比我们都大。听说他是家里的老小，他父母四十多岁才有的他，他有四个大他很多的姐姐，据说家里很有钱，他的运动鞋是耐克的，他手腕上的表是斯沃琪的，都是他姐夫从国外带回来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什么东西是什么牌子，这个牌子所代表的意义我听不懂，我只是很疑惑地想，既然有钱干吗去偷东西，去勒索别人的钱？
他的行为、他的神情，对我而言都像个谜。困惑不解中，我记住了这个坏学生的名字——张骏，不过，我相信，那一天记住他的不只我一个。
四年级的时候，重新分班了，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仍是赵老师；第二件，她不但是数学老师，而且兼班主任。
张骏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但我们俩几乎没说过话，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和他常常轮流拿全班倒数第一；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听讲，他总是在睡觉，而我总是在发呆，所以我们俩常常被赵老师的粉笔头砸。
但是，他更多的地方是和我不同的。他虽然成绩差，可班里的男生都和他一起玩，甚至所有成绩不好的男生都很听他的话，女生也不讨厌他，因为他常常请她们吃雪糕、喝冷饮，他讲的笑话，能让她们笑得前仰后合。上课时，他总在睡觉，可只要下课铃声一响，他就精神抖擞，和大家一起冲到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而我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躲起来看书，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跳皮筋的女生、踢足球的男生。
家里的孤单寂寞，我已经习惯，反正我可以看书，书里面有无数的精彩；妹妹娇气、爱打小报告，我可以躲着她，凡事都“姐姐让妹妹”；赵老师对我不满，毕竟只是数学课上两三分钟的折磨，我已经可以面无表情地忍受。
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平静。可是，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时，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颠你一下，让你不能太顺心。
一个夏日的下午，课间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不需要做值日的同学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
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同学们返回来上自习时，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她很委屈地说，这支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她买的，下课前她还用过，现在却不见了。赵老师认为此事情节严重，一定要严肃处理，开始一个个同学地询问，课间活动的时候，都有谁在教室。
最有嫌疑的张骏下课铃一响，就和一群男生冲出了教室，一直在操场上踢足球，有无数人可以作证。赵老师询问他时，他大大咧咧地直接把书包抽出来放在桌子上，对赵老师说：“你可以搜查。”在他的坦然自信下，赵老师立即排除了他的嫌疑。
最后，在教室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的情况下，赵老师一口把我点了出来，要求我交出钢笔，只要交出来，这一次可以先原谅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站在靠着窗户的位置上，阳光那么灿烂地照着我，我却全身发冷。
赵老师在讲台上义正词严地批评着我，全班三十多个同学的眼睛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每一双眼睛都如利剑，刺得我生疼。
我强忍着泪水说：“赵老师，我没有……没有拿她的钢笔。”
可是赵老师不相信，在她心中，留在教室的几个学生，只有我是坏学生，也只有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坏事，我这么个坏学生，课间活动的时候不出去野和疯，却留在教室里，说自己在看书，本来就匪夷所思、不合情理。
她一遍遍斥责着我，命我交出偷的赃物，而我一遍遍申辩我没有偷。
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恼羞成怒，喝令我站到讲台上，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从头到脚地搜我的身，我只觉得屈辱不堪，一边掉眼泪，一边任由她在我身上翻来摸去。
全班同学都静悄悄地看着讲台上的我，眼睛里面有看一场好戏的残忍，他们期待着赃物缴获那一刻的兴奋。赵老师把我推来搡去，我在泪眼模糊中，看到教室最后面一双异样沉静的眼眸，没有其他人隐含的兴奋期待，冷漠中似有若有若无的同情，轻蔑下好像有一点点怜悯。
赵老师搜了我的身后，又搜了我的课桌和书包，都没有发现钢笔，尴尬下，对我的斥骂声越来越大。
搜不到赃物，她无法对我定罪，却仍对我恶狠狠地警告：“不要以为这次没有抓住你，你就可以蒙混过关，你就是个小偷！是个‘三只手’！”
我当时只感觉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好像“小偷”那两个字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到了我的额头上。事实也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字的确刻到了我的额头上。
赵老师把我偷东西还狡辩不承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各个老师，同学们也一致认定是我偷了东西，他们在后面提起我时，不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三只手”，有的女生甚至会刻意在我面前，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出那三个字，我只能屈辱地深深低下头，沉默地快速走开，她们在我身后夸张地大笑。
男生没有女生那么刻薄，不会叫我“三只手”，可是，当他们听到有人叫“三只手”时，齐刷刷看向我的视线不啻一把把锋利的刀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恨不得自己能立即死掉，立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清晨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恐惧，我害怕老师、害怕同学。上学，对我而言，成了最恐怖的事情。
谁说“人之初，性本善”？你见过小孩子残忍地虐杀小动物吗？他们能把小鸟活活玩死。人的本性中隐含兽性，孩子的世界其实充满残忍。
在发生偷钢笔事件的一个月后，赵老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身与心的彻底践踏和羞辱。
当时，全班正在上下午自习，同学们都在低头做作业，赵老师在讲台上批改昨天的作业，改着改着，她突然叫我名字：“罗琦琦！”
我胆战心惊地站起来，想着是不是自己的作业全错了，可没想到她冷笑着说：“日头打西边出来了，你的作业竟然没有一道做错！”
我的成绩不好，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数学作业竟全部做对了。在我想来，做对作业总是一件好事情，赵老师即使不表扬我，至少也不该再骂我，我的心放下了一点，低着头静站着。
她问：“你抄了谁的作业？”
我惊愕地抬头，愣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没有抄作业。”
赵老师又问了我两三遍，我都说“没有”，她不耐烦起来，叫我上讲台。
我走到距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就畏惧地停住，脚再也挪不动，她一把抓住我，把我揪到她面前，手指头点着我的作业本，厉声质问：“这道题你能做对？这道题你能做对？如果你能做对这些题，那母猪都可以上树了。”
几个男生没忍住笑出了声音，我的脸刹那间变得滚烫，羞愤交加，第一次大声地叫了出来：“就是我自己做对的！”
在赵老师心中，我向来是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她被我的大吼惊得呆住，我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一瞬后，赵老师反应过来，被激出了更大的怒火，她手握成拳，一下又一下地推搡着我的肩膀：“你再说一遍！你有胆子再说一遍？是你自己做的？学习不好也没什么，那只是人的智力有问题，可你竟然连品德都有问题，又偷东西，又撒谎，满肚子坏水。”
在她的推搡下，我的身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等快要超出她胳膊的长度时，她又很顺手地把我拽回去，开始新一轮的推搡：“你再说一遍！你有胆子再说一遍？不是你抄的……”
我沉默地忍受着，任由她不停地辱骂，我就如孩子手中的雏鸟，根本无力对抗命运加于身上的折磨，只能随着她的推搡，小小的身躯歪歪又斜斜。
讲台下面是无数颗仰起的黑脑袋，各种各样的目光凝聚在我的身上，有害怕、有冷漠、有鄙夷、有同情……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受够了，我彻彻底底地受够了！我迎着赵老师的视线，很大声地说：“我没有抄作业！我没有抄作业！”
赵老师呆住。
我竟然在全班同学面前挑战她的权威，她本就是个脾气暴躁的女人，此时气急败坏下，顺手拿起我的作业本就扇向我的脸，另一只手还在推我：“我教过那么多学生，还没见过你这么坏的学生！这些作业不是你抄的，我的‘赵’字给你倒着写……”
我被她推着步步后退，直到紧贴着黑板，而她竟然就追着我打了过来。整个世界都在震荡，我只看见白花花的作业本扇过来、扇过去，而我紧贴着黑板再无退路，可我仍一遍又一遍地嚷：“就是没有抄！就是没有抄！就是没有抄……”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尖叫。
最后，我的作业本被打碎了，纸张散落开，在讲台上飘了一地。赵老师没有了殴打的工具，不得不停下来，我仍倔强地盯着赵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吼叫：“我就是没有抄！就是没有抄……”
我当时的想法很疯狂，你打呀！你除了仗着你是老师可以打我，你还能做什么？你要是有胆子，今天就最好能把我打死在这里！
我不知道赵老师是否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疯狂，反正她停止了攻击。在讲台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赵老师恶狠狠地说：“你这样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教了！我会给你父母打电话！”
很奇怪的感觉，虽然她的表情和以往一样严厉，可我就是感觉出了她的色厉内荏，那一刻，我一直以来对她的畏惧竟然点滴无存，有的只是不屑，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冷哼了一声：“请便！赵老师知道我爸爸的电话吗？不知道可以问我！”说完，没等她说话，就走下了讲台，走回自己的座位，开始乒乒乓乓地收拾东西，收拾好书包后，往肩上一背，大摇大摆地离开教室。
同学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一样低下头，躲开他们的目光，而是一边走，一边一个个目光冷冷地盯回去。看呀！你们不是很喜欢看吗？那我就让你们看个清楚、看个够！同学们看到我的视线扫向他们时，纷纷躲避，张骏却没有回避我的视线，他斜斜地倚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转动着手中的钢笔，目光沉静地看着我，嘴角似弯非弯。
我走出教室时，毅然无畏，可等真的逃出那个给了我无数羞辱的学校时，我却茫然了。大人们在上班，小孩们在上学，街道上很冷清，我能去哪里呢？
我背着书包，悲伤却迷茫地走着，经过几个游戏房。我知道那里是被老师和父母严令禁止的地方，里面聚集的人是父母眼中的“小混混儿”、老师口中的“地痞”、同学口中的“黑社会”，以前，我都会避开，但是今天，我的胆子似乎无穷大，我想去见识一下。
我挑了一家最大的游戏机房走进去，房间里充斥着浓重的烟味，很多男生趴在游戏机前，打得热火朝天，从年龄上判断大概从初中生到高中生，还有极个别的小学生。他们都很专注，看到我一个女生走进游戏机房，虽然很奇怪，可也不过是抬头看一眼，就又专心于自己的游戏。
一瞬间，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用各种目光来看我。
十几年前的电子游戏还比较单一，不外乎打飞机、闯迷宫、杀怪物等简单的人机游戏，我站在一边看了半天，都不明白男生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拿着把机枪跳上跳下地杀人，觉得很无聊，又听到院子里有人欢呼，我就顺着声音从侧门走了出去。
空旷的院子里摆放着两张台球桌。一张台球桌前挤满了人，围观的人都情绪紧张激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赌博。另外一张前只有两个打球的人和一个看球的人。
为了招揽生意，别家的台球桌都放在店门口，这家的台球桌却藏在店里面，我当时也没多想，站到那张人少的台球桌边看了起来。其中一个打球的人俯下身子，撑杆瞄准球心时，笑对旁边看球的人说：“生意真好，连小学生都背着书包来光顾了。”
另外一个刚打过一杆的人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人，上下看了我一眼，说：“小妹妹，已经到放学时间，该回家了，不然老爸老妈就会发现你逃学了。”
他的个子挺高，看不出年纪，虽然油嘴滑舌，但神色不轻浮。我那天也是吃了炸药，不管人家好意歹意，反正出口就是呛人的话：“谁是你的妹妹？你如果是近视眼，就去配一副眼镜。”
三个人都扭头盯向我，另一个打球的刚想说话，他却耸了耸肩膀，对同伴说：“别跟小朋友认真呀！”弯下身子继续去打球了，快速地架手、试杆、瞄准、出杆，一个漂亮的底袋进球。他直起身子，把球杆架在肩膀上，一边寻找着下一个落杆点，一边笑睨着我，似乎在问：“这是近视眼能做到的吗？”
站在台球桌边看球的男子二十多岁的样子，他弯下身子去拿放在地上的啤酒，我看到他身上的刺青突然间觉得不安起来，忙一声不吭地转身向外走。
我本来以为赵老师会向父母恶狠狠告一状，父母会好好修理我一顿，可是回到家后，父亲只是把那天的作业题拿给我，让我重新做一遍，他看着我做完后，没说什么就让我去吃饭了。吃完饭后，他们两个在卧室里窃窃私语了很久，估计在讨论如何处理我。
晚上临睡前，母亲柔声说：“不管事情起因如何，你当面顶撞老师是不对的，明天去学校时，和赵老师道个歉，还有，这支钢笔是你爸爸去北京的时候买的，现在送给你，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和爸爸妈妈说。”
我知道赵老师把上次我偷钢笔的事件也告诉了父母，可母亲不知道是顾及我的自尊还是什么，竟然一字不问，我也懒得多说，拉过被子就躺下了，母亲还想再说几句，妹妹在卫生间里大叫“妈妈”，母亲立即起身，把钢笔放在书桌上，匆匆走了出去。
我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笑声，用被子蒙住了头，白天被赵老师辱骂痛打时都没有掉眼泪，可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如果外公在，他会不会很心疼我，会不会很肯定地告诉赵老师“琦琦绝不会偷人家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在他怀里哭泣？
3 我变成了一只四眼熊猫
讨厌那个老师，所以不学他的课，成绩差了，这究竟报复到了谁？
孩子的反抗在大人眼中也许是可笑而幼稚的，可那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方法，悲壮得义无反顾。
虽然妈妈叮嘱我要去给赵老师道歉，可是我没有去，我对这个恶毒的老巫婆没有任何歉意。
经历了抄作业的正面反抗事件，我对她的极度畏惧全部转化为了极度讨厌，上她的课我开始公然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者看小说。她如果用粉笔头丢我，我就高高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她，你不是要我听课吗？那我现在就“全神贯注”地听。作业也不再自己做了，她既然认为我抄袭，那我也不能白担了虚名，索性再不做数学作业，所有的作业都是抄的。
也许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我当时人虽小，可对赵老师的恨绝不小，又是一副豁出去不要命的样子，渐渐地，她开始不再管我。
说来可笑又可悲的是，我第一次真想抄作业时，竟然借不到作业去抄，在这个班级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所能借作业的人就是我的前后左右，可他们全都不肯给我看，正当我在心里冷笑赵老师高看了我时，张骏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声不吭地把他的作业扔到我的桌上。
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盯着他的作业发呆，他看我没动作，以为我不想抄他的作业，没好气地说：“我抄的是陈劲的作业。”陈劲是我们班的天才儿童，数学从来都是满分，闭着眼睛考试，都能甩开第二名老远。
我立即翻开作业抄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感激，可就是说不出来一声“谢谢”，只是头埋在作业本上，小声说：“你做的，我也会抄。”
他哼的一声冷笑，也不知道究竟在冷嘲什么。
我以为他已经走远了，可很久后，他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脑袋顶上响起：“有你这么抄作业的吗？拜托！你能不能稍微改动加工一下？”我立即手忙脚乱地涂涂改改，等我改好后，抬起头想问他可不可以时，身边却早已经空无一人。
随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南大门打开，神州大地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香港与台湾的流行文化，先于它们的资金和技术影响着大陆。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曾迷恋过《楚留香》，郑少秋演绎的楚香帅成为倜傥潇洒的代名词；万人争睹《射雕英雄传》，翁美玲几乎成为所有80年代人的蓉儿；因为《上海滩》，很多女生对黑道的定义是周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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