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封建制，有点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制度。由于少了“地主”阶级，领主、政府等等统治阶级等于将属于地主的田租，直接征收到政府手中。也是因为日本封建领主征收五成以上的税收，使得日本基本上没有佃农生存土壤，也就没有涌现大量的地主阶层。
由于日本的幕府和大名征收了全国五成以上的粮食。而这些存粮，对于仅占人口比例10%的统治阶级来说，根本吃不完的。所以，日本的幕府和大名，通过与粮食商人合作，委托粮食商人将这些粮食在市场上销售掉，换取金钱。
而整个日本的市场，每年销售的粮食达到5000万石以上。如此巨量的粮食在市场上销售，使得日本粮食的价格维持在300文钱~400文钱便可以购买一石的低廉价格。
日本的畸形粮食制度，一方面种粮食的人饥寒交迫，另外一方面市场上大量的粮食被倾销贱卖。至于日本底层的农民或者贱民之类的饿死，这并不在贵族们考虑范围内。封建领主也不可能因为农民饥寒交迫，而减少粮食征收额度。总而言之，日本的畸形制度，造成了通过海运，将粮食卖到大明，能够源源不断赚取差价利益的空间。
而大明愿意进口粮食，也深受日本政府和商人的欢迎。毕竟，他们也为日本市场粮价偏低，不得不贱卖而头疼。
总而言之，由于日本廉价粮食贩运到市舶司港口之后。漕运衙门与市舶司衙门之间的矛盾。逐渐的升温了。双方神仙打架，底层的船工、海员们，往往也受到鼓动，互相的发生摩擦。
漕运总督属于朝廷的封疆大吏，比之各省的督抚的权势，也不见得小多少。
而天津市舶司，市舶太监陈观鱼也并非怂人。非常护短。
市舶司与漕运的人，三天两头打群架，这也是大直沽一景了。
“这里面。恐怕还有东林党人在捣鬼，漕运一向是东林党人把持！”陈观鱼补充说道。
这漕运总督，做的最长的应该是万历年间的李三才。此人便是东林党灵魂人物。而现任的漕运总督朱大典，也是东林党人。朱大典卸任后，下一任的漕运总督史可法——还是东林党人。
可以说，明朝灭亡之前，东林党人把持了朝廷绝大多数的实权职位。东林党人把持漕运，使得东林党派系的商人，在漕运上基本上无需纳税。而没有东林党关系的商人，在运河上被各地衙门重复收税，以至于运河上行驶千里，纳税的价值已经比货物的成本贵了几倍——这种钱权结合的方式。也是东林党垄断朝野势力的根源。
而市舶司的出现后，开始动摇了漕运的垄断，因为用海运的方式到达天津，仅仅向市舶司纳一次税即可，而天津多的是南来北往的巨商和跨国贸易的海商。一般的货物。只要运到天津，很容易找到买家。
廉价、便捷的服务，使得市舶司的海运不断蚕食漕运的传统利益。
而漕运在成本上的劣势明显，公平的环境下，竞争不过市舶司。因此，便想出一连串的毒计。
“大直沽的码头。漕运衙门经营已久，大多数的地皮、码头、仓库，皆是对方所有。我方的码头泊位，只能停驻10艘海船。船多了，就需要租用漕运衙门的泊位。而漕运衙门泊位，眼下已经涨价到一天500两银子，海商若是在港口停留一个月，居然要付出一万五千两银子给漕运衙门。我市舶司与其据理力争，对方反而步步紧逼……要将咱们赶出大直沽！”陈观鱼愤然的说道。
肖图白道：“在大直沽也非长久之计，你看若是将码头直接迁往海滩如何？”
“海滩？”陈观鱼愕然。
肖图白笑道：“对，就是海滩、塘沽、汉沽等地，既与特区的位置靠近，又是天然适合开辟海港的地点！”
后世的天津港，早就不是大直沽。事实上，大直沽在后世逐渐成为了市区，随着漕运衰落，河流改道等等因素，早就看不到码头。
而塘沽、大港、汉沽等地也是天津境内河流的出海口，直接濒临大海，比之直沽能够容纳更多的货物吞吐。
陈观鱼斟酌片刻道：“若是重起炉灶新建海港，恐怕又将投入数百万两银子。”
肖图白道：“大直沽的码头，容纳的货物吞吐是有限的。只有真正在广阔的大海上建设海港，才能够容纳未来几十艘，甚至是几百艘大帆船停泊。将来，另行建设海港，恐怕也是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ｕknsh.另行建设一座全新的海港，不但是进出口贸易的需要。未来的海军，也是需要拥有一处优良的军港。关于未来的海军名称，肖图白都想好了——大明皇家海军！
而目前，肖图白并未准备直接组建皇家海军，而是准备曲线建军。先让市舶司组建一家“渤海运输贸易公司”，贸易公司组建自己的船队，逐渐锻炼出一支能够远航，具备专业素质的准海军团队。
17世纪建海军是非常烧财政的事情，欧洲海军发展显示出——要么是让海军当海盗，要么让海军经商，两者都是省钱和锻炼海军的有效方式。
因为，17世纪的海商一般都是亦盗亦商，用的商船也多是装载火炮的武装商船，船员也必须掌握海战的素养。一只海商的团队发展起来了，未来升级武器和严肃纪律，也能够很快的升级为海军。
而且，通过贸易逐渐打探周围的国家、海域、航线的虚实，也是给海军未来发展做技术储备。否则，一只海军出了国门就睁眼瞎，如何能去征服四海、维护海权？(欢迎您来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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